初查程序废除论——兼论刑事立案机制的调整

初查是指侦查机关为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该程序机制最早为提高立案质量而设,此后因“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标准”及“计件式的绩效考核机制”而逐渐发生异变.在司法实践中,初查行为不宜作统一定性,有些“具有社会调查性质”,有些则是“准侦查行为”.司法实践中“以初查代替侦查,侦查阶段前移”的现象时有存在,废除初查程序实有必要.但为保障立案质量,时下的刑事立案机制应作相应调整,包括改革立案审查标准以及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刑事诉讼中“自然演进”所形成的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严格以正当程序为依托.     

论死刑正当程序中辩护权运行的困境与反思

在我国，以程序来制约死刑的滥用，以落实我国“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因此，死刑的正当程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热烈讨论的课题，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乃是死刑正当程序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实现对涉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有效辩护，成为律师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死刑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有效辩护关系等基本原理出发，结合我国目前对于死刑辩护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进行相关程序的设计，以求达到一种理想的程序模式。     

正当程序基本属性考察

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核心。文章在历史地考察了正当程序的涵义后 ,分别对正当程序两个部分的基本属性进行了分析 ,从而在逻辑上推导出正当程序的两重基本属性 :表权性和控权性     

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高校在处分违纪学生时需遵循的几个必要原则

随着中国社会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同样也面临着法治化的要求。新形势下,高校需要更新观念,完善校规校纪。高校在处分学生时应当注意要遵循几个较为必要的原则,比如,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原则、高校学生的民主参与原则以及遵循正当程序原则等,以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     

高校规章制度的行政法学分析

作为高校的内部规则,高校规章制度是有关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是对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有益拓展。高校规章制度涉及相对人的,如入学、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等可以改变其身份地位的规定应当具有对外效力,其实施也应当符合法治精神。     

罪刑法定在我国的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事法治的重要标志。我国刑事法治的实践表明: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罪刑法定的宗旨在实践中就无法实现,所谓罪刑法定也就可能只具有符号意义。要建立起真正的刑事法治,我们必须注重原则以外的制度建设,建立法官能动的刑法适用机制。     

个人信息查阅权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

个人信息查阅权是数字时代矫正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之间不对等状态的重要权利，其法理基础可以追溯到信息自决理论、正当程序原则和权力不对称关系理论。在个人信息权利束中，个人信息查阅权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更正补充、删除权等的行使前提。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权利实践成本过高、身份验证存在泄露风险、权利客体范围仍不明确以及权利行使的负外部性导致个人信息查阅权的实现存在困境。以信义义务为保护框架，结合正当程序原则，个人信息查阅权是集法律维度与技术维度于一体的重要矫正工具，其实现应以“多方参与、协同合作”为理念，共同推进权利的实现。具体而言，信息查阅权可通过系统设计增强其可操作性，通过对信息查阅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期限以及权利限制等进行细化，保障权利实现的可操作性，以期从根本上保证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正当程序的思想渊源及其价值

正当程序是西方宪政与法治传统中极其重要的理念和制度,深受自然法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自然法历史追溯和功用阐释,解析正当程序的法哲学基础,探寻其何以有价值及有何价值,为深入研究正当程序理论和完善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高校处分学生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

本文以分析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认为是否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关键在于是否享有公权力。高校处分权的行使体现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有社会行政权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中正当程序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必须得到贯彻。按照正当程序原则,高校对学生行使处分权时,要从处分学生的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着手,保障学生的参与和平等的权利,真正做到依法治校。     

公共利益:基于概念厘定的立法导向与制度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存在公共利益泛化和弱化两种错误倾向.以公共利益为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立法大致经历了公共利益统合一元立法、利益多元化立法、公共利益独立化立法三个阶段,立法本位实现了从国家利益到个人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的转变.科学公共利益观应当是一种和谐包容利益观,要求客观看待社会利益多元化,科学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之合理诉求,也不能无限夸大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是我国未来立法的重要导向之一,为此要厘清公共利益内涵外延、规范公共利益立法表述,创新公共利益立法模式,尤其是要通过类型化立法方法和民主程序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明确行政实现公共利益的比例原则,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