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陵墓前“无字碑”解读

武则天立“无字碑”是迫于当时无条件对自己作盖棺论定评价,其功过是非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从唐中宗起至唐亡,十五代唐皇皆为武则天嫡传子孙,限于孝道伦理,亦无法对武氏作如实评价,只能让陵碑空白。     

唐高宗废立皇后事件新论

废立皇后是唐朝初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却不多。通过微观的内视与宏观的研究发现,这是一次由个人感情纠葛引起,进而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的事件:唐高宗因私情而与武则天联结在一起;王皇后因与萧淑妃争宠而助高宗引武则天入宫;武则天因问鼎皇后宝座而使情感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高宗的家事化处理因李义府之策而转化为国事化处理,又因李责力之言复回到家事化处理方式上来,最终确立了武则天的皇后地位。     

唐史劄记(二则)

一、武则天摆弄佛道两教。她立李弘为太子时,利用道教《洞渊神咒经》:她称帝时,利用佛教《大云经》。二、大和二年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揭开了文宗朝反阉斗争的序幕,预示了反阉斗争的发展趋向。     

关于薛元超几个问题的考证

文章考证了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的名字，其与李义府、上官仪、章怀太子等人的关系及撰修国史、荐引人才等事，补充了碑志之残缺，揭示了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     

从嵩山武则天诗碑看初唐诗坛盛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也是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她与嵩山因缘际会,留下诸多遗迹与碑刻,其中一些诗歌正史阙载,是靠碑刻传下来的,可补正史之不足。对嵩山武则天诗碑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武则天嵩山活动、文学素养以及对初唐诗坛的引领和激荡作用。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唐士大夫的女性观与武则天现象的产生——以墓志为中心

理想女人的标准是父权制文化塑造妇女的核心。从墓志来看,唐人心目中理想女性的观念虽以汉晋以来的儒家伦理为准则,但也凸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时的士大夫们崇尚才智,对女性违背礼制、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诸种行为普遍持宽容态度。此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贵族妇女群体在文化和制度的裂缝中游走,争取到较大的政治权力。唐代的女性贵族群体打破了牝鸡司晨的政治禁忌,集体活跃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宫闱政治和女皇主政。     

对武则天诛杀政策的再认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她从职卑位贱的才人到大权独揽的皇帝,这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她为了攫取权力、维护统治,不得已采用了诛杀政策以打击政敌,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试析武则天时期的劝农与科责

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无论对象还是惩罚的力度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的劝农形式有别。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武则天将劝农与官吏考课联系起来,并辅之以严厉的监察,促使地方官员进一步向基层吏员和百姓施压,从而导致严厉的科罚。另一方面,武则天时期出现大量浮户,劝农与科责既是在民户逃亡后保证农业生产继续的手段,也是巩固劝农政绩、招徕户口归农的措施。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的“劝农”本质最终还是促使劝农官与基层农业生产管理日益疏离,劝农愈趋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