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与辩护权保障机制研究

人类刑事诉讼制度在由纠问式向混合式诉讼的历史演进中,对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确立和完善提出了内在要求。以审判权与控诉权分离为前提,被指控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辩护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得到确认并不断被强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我国,辩护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专属权利,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具有最高权利效力等级,并通过刑事诉讼法将之具体化。然而,具体考察我国的辩护权保障机制的规定,我们发现即使在关涉被告人生命利益的诉讼中亦尚存在重大缺陷。当下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备受关注,而在这一程序的改造中强化辩护权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经历了两汉萌芽、北魏定制、隋唐以降走向成熟的历程,其相关程序与内在价值是一笔宝贵的法律文化遗产,对其溯源探析,可以起到鉴古观今的作用,裨益于我国现阶段的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     

清代的监候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清代的监候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程序发展成熟的标志,它通过设定特定的程序、较长的诉讼时限,来给统治者以审慎决断的机会,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适用。监候制度体现的慎刑恤民的思想正契合了我国目前死刑限制理论的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限制理论的关键,对监候制度的探究借鉴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促进死刑限制理论的构建。     

老弱不受刑——论我国死刑适用年龄上限的历史演进

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上承我国悠久灿烂的刑事法律传统,外纳西方先进的刑事法律制度,在我国原有死刑适用年龄下限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明确了死刑适用年龄上限.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厘清此规定在我国的发展轨迹.     

孙伟铭案死刑判决后赔偿动机与公众安全感的博弈分析——以媒体善意倾向性报道的非正当性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前、之后、媒体报道和二审中,都存在孙伟铭及亲属、受害人及亲属、媒体和公共安全感等多种因素的博弈.这些博弈过程和结果,表现为孙伟铭及亲属在死刑判决后,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但是,这种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的过程中,媒体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民事赔偿过程中,给孙伟铭被披"好人"、"善人"和"动人"外衣,孙林身上有太多的"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的东西,并不能证明孙伟铭及亲属的被动赔偿,构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媒体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被动民事赔偿行为,为多方力量博弈中一个重要的不恰当筹码,是极为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