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进化论与考古学

人类社会是循着一定的规律进化发展的,考古学要探索这一规律就必须在进化观的指导思想下科学、全面地进行研究工作.文章概述了近代以来考古学的产生、发展与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的密切关系,分析了进化论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如何在方法论和实际应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利用民族志资料为考古学理论提供论据的若干途径.     

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

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族谱、村史与民族史——以丰台沟村为个案的村庄志文本分析

祁连山南北麓地区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在古代，许多业已消逝的民族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与汇聚并融合。本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获辅以口述史的资料，推演出村庄志文本分析的典范。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     

凝聚性结构、德育功能与共同体关联——文化记忆视域下彝族文学的人类学阐释

彝族文学具有显著的民族志属性、道德教育功能与共同体特性。第一,它是构建文化记忆基础的凝聚性结构,作为彝族历史记忆和知识图谱的载体和表征;第二,它是彝族文化主体传承和传播其道德精神的特殊文本,发挥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的重要德育功能;第三,它是共同体关联的交融记忆场,由内而外、从抽象到具体,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了彝族主动而深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关注这类民族文学中的主位认知与自觉表达,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它们的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支撑和更强力的文化支柱。     

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的应用分析——以爱斯基摩民族志学与考古学为例

民族志类比法包括直接历史学方法与一般比较方法。前者是爱斯基摩考古学依赖程度较高的实用性方法,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对发现器物功能的推测与分析,进而重建经济模式;对纹饰和图像意义的探索;对史前社会组织的研究与重建。爱斯基摩考古学实践表明,直接历史学方法在复原器物功能、重建史前海猎经济模式、探索纹饰与图像意义、研究社会组织与形态等方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证明民族考古学方法在考古人类学实践中的有效性。然而,在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资料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陷阱也是民族考古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生态变革与认识论反思

非遗运动、新冠肺炎疫情和虚拟世界及其叠加效应给民族艺术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非遗运动引起民族艺术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跃升,以及去地方化和风格杂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民族艺术的分类和集体性向个体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虚拟世界的进程;虚拟世界可能会引发民族艺术的镜像化创作,也会诱导研究者沉迷于网络调查。前者导致民族艺术创作的异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田野调查的意义建构。人类学是为人的研究,理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定位自己的目标。在人类价值世界遭受工具理性决定性入侵,面临精神数字化的当口,坚持具身性田野阵地,以艺术性民族志的方式挖掘经验智慧和生产意义,以此批判工具理性的侵略,守护人类自由精神家园,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天职。     

"实践"理念与艺术人类学研究

"实践"作为艺术人类学基本的研究理念和路径,它在延续文化人类学既有"实践"概念的同时,更是以解构与建构辩证的统一生成了自身独特的内涵,使得艺术和审美研究突破既往抽象空洞的研究模式,真正切入艺术和审美的具体层面,从而消解了抽象和具象、思辨与经验的两极对立,抹平了主体和客体、艺术和生活的边界,刷新了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问题视域,最终赋予了艺术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依据和学科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