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儿童”：对武雅士与卢蕙馨经典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人类学家武雅士与卢蕙馨1958—1960年在台北盆地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是欧美第一个关于汉人社会儿童与育儿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以及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相遇的重要历史节点。该研究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融合以及混合方法论的经典产物,然而这批宝贵的田野资料在60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对这些资料的重新分析,既是在历史脉络和田野境遇中回味二位前辈理论生成之过程,又是面向当下跨学科视野,结合前沿理论与方法论,赋予历史资料以新的生命力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经典田野资料、梳理学科历史,重新发现“儿童”：以“儿童打架”为案例,将分析焦点从“育儿”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从儿童视角再诠释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回归人类学整体论的愿景,探讨合作与道德的起源、行为意义的阐释与人类学习等基础问题。     

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

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是当代实验民族志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对"村民日志"这种新型民族志撰写实践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以当代人类学关于文化撰写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志实验,其核心是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让其拥有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利,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     

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理论史与中国实践

博物馆在人类学学科建制之初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则因为人类学发展重心从物质上转移而在人类学研究视野中沉寂。但博物馆展览理念变更与人类学理论更迭始终保持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许多在博物馆中展开的田野与理论论争也反向促进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因此,应重视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以外的价值。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实践历程,当前在中国的博物馆中重新引入人类学视角,也会给学科与博物馆带来新的可能性。     

精心组织认真撰写努力完成《黑龙江省志·民族志》的编纂任务

该文简要回顾了黑龙江省民族志编纂工作,对完成该任务提出了要求.     

道路转换与村寨社会变迁——以汶川县羌锋村的民族志考察为例

阿坝州汶川县羌锋村为“西羌第一村”,途经该村寨的道路数次转变。长时段来看,羌锋村经历了灌松古道、现代道路两种不同的道路类型,其中现代道路又可分为成阿公路、国道213线、都汶高速三个不同时期出现的三种现代道路。不同阶段道路的演变均发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继而引起了村落不同层面的社会变迁。道路的连通疏通了地区间的隔离,打开了羌锋村与外界交流的大门,扩大了羌锋村与外界沟通的范围,村寨社会发生变迁的涉及面也愈发广泛,村落重塑的效果也逐步显著。     

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理解海外社会的突破口

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能提供给大众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本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东南亚研究为例,结合自身的海外田野经验,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海外社会知识生产上存在着区域不平衡、学科门类狭窄和缺少一手材料研究等问题.持续性地书写海外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应该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比较历史学视野中的《百苗图》

清朝所绘制的《百苗图》是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将《百苗图》与日本及奥斯曼帝国所绘制的图绘进行对比,以一个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处于扩张时期的几个帝国,从而指出对他者的民族志兴趣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帝国体系之中。     

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现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其创建者郝苏民先生荣休(国外称因有学术建树而得到"退而不休"待遇的学者为Professor Emeritus,我译之为"荣休",我看郝先生当之无愧)之后不久,便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座谈,我十分感激.此前我来过这里一次,第一印象是,这个教学研究机构在民族学上有其值得珍惜的特色.当不少同人仍旧沉浸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之间的界线的"勘察工作"时,这个学院"偏安一隅",悄然进行自己的学科综合.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自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之后,对民族志撰写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别,但是民族志方法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不可动摇的基石。最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异的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