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儿童”：对武雅士与卢蕙馨经典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人类学家武雅士与卢蕙馨1958—1960年在台北盆地汉人村庄的田野调查是欧美第一个关于汉人社会儿童与育儿的人类学研究,也是汉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以及跨文化儿童发展研究相遇的重要历史节点。该研究是人类学与心理学理论融合以及混合方法论的经典产物,然而这批宝贵的田野资料在60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对这些资料的重新分析,既是在历史脉络和田野境遇中回味二位前辈理论生成之过程,又是面向当下跨学科视野,结合前沿理论与方法论,赋予历史资料以新的生命力的尝试。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经典田野资料、梳理学科历史,重新发现“儿童”：以“儿童打架”为案例,将分析焦点从“育儿”转向作为主体的“儿童”,从儿童视角再诠释所谓的“传统汉人家庭”,并回归人类学整体论的愿景,探讨合作与道德的起源、行为意义的阐释与人类学习等基础问题。     

《西藏纪述》关于西藏的记述及其资料来源

《西藏纪述》是清代成书较早的西藏地方志之一,目前对其研究仍较少。是书著者张海,据其著序及书后类似跋的一段文字的简要记述,可大致了解其撰书前后的经历,并可推定此书成书时间在乾隆十四年或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四年三月间。《西藏纪述》中有关西藏的记载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涉及诸多方面,并具有4个特点,使此书有关西藏的内容具有研究价值。《西藏纪述》的成书及刊印反映出在清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治理及西藏与内地人员往来增多、全国地方志编纂处于高潮的历史背景下西藏地方志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也反映出像张海这样具有进出西藏及在西藏任职经历的官吏对西藏的关注和对有关西藏资料的重视与搜集。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离而不散”的文化追忆——东干文学的民族志书写

东干族在中亚地区完成了语言文字和文学范型的创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移居族裔,离散环境中的东干作家在多重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多元身份融合的民族文化再生系统,通过民族史志嵌入文学文本的方式持续书写着东干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无相之相的自我钩沉：一份底层劳动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报告

围绕珠三角的一个底层劳动群体,我开展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后期的修订工作。通过反思“选题目、找理论、做田野、造概念”的过程,试图全面自省《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一书的关怀与症结。《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尝试书写在“关系”这一分析框架之外的底层劳动者,以记录历史细流中的底层之音,却多少陷入了自制的概念茧房之中。但无论如何,民族志的调查方法是与底层劳动研究契合的。一方面,田野调查周期与劳动周期是契合的;另一方面,民族志方法与底层劳动研究的公共关怀也是契合的。作为知识转译载体的民族志,至少可以部分完成底层历史书写的使命,彰显时代的公共关怀。     

比较历史学视野中的《百苗图》

清朝所绘制的《百苗图》是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将《百苗图》与日本及奥斯曼帝国所绘制的图绘进行对比,以一个比较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处于扩张时期的几个帝国,从而指出对他者的民族志兴趣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帝国体系之中。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自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之后,对民族志撰写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别,但是民族志方法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不可动摇的基石。最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异的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     

物的民族志述评

对物的观察和研究一直是民族志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家通过物的存在和演变确认文明的进化,通过社会中物的交流和交换现象分析社会的外在功能和内部结构,通过对文物的分类、展示与分析衍生出博物馆专业性知识谱系和人类学应用性分支学科。     

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理解海外社会的突破口

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能提供给大众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本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东南亚研究为例,结合自身的海外田野经验,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海外社会知识生产上存在着区域不平衡、学科门类狭窄和缺少一手材料研究等问题.持续性地书写海外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应该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现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其创建者郝苏民先生荣休(国外称因有学术建树而得到"退而不休"待遇的学者为Professor Emeritus,我译之为"荣休",我看郝先生当之无愧)之后不久,便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座谈,我十分感激.此前我来过这里一次,第一印象是,这个教学研究机构在民族学上有其值得珍惜的特色.当不少同人仍旧沉浸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之间的界线的"勘察工作"时,这个学院"偏安一隅",悄然进行自己的学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