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

女性主义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 (FeministTheory)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本文旨在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主要理论和方法论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欧洲的一体与多元:人类学的表述与实践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家让人类学回到其起源地欧洲,在反思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传统与科技、全球化与地方化等诸多概念的同时,系统实践了小型社区的研究方法,坚持地方性实践的千差万别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种种迹象表明,欧洲人类学研究可能预示着人类学学科的一次重要转向。     

田村“花儿”：一项基于民族志方法的歌谣研究

指出民族志方法下的歌谣研究相较于歌谣本体而言,它更注重的是那些歌唱的人,和这些歌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分析认为,田村是＂花儿＂的生存空间,＂花儿＂是田村人的生活之歌。在田村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背景下,＂花儿＂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田村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民族志文体的合法性争夺

在由科学民族志到实验民族志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认识到民族志文体的转变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基于合法性的争夺展开的关于意义阐释的权力的争夺过程.民族志文体的转变只是争夺的表征.在合法性的争夺中,争夺者总是将自身的价值与正义、真理紧密相联.导致了民族志真实性观念的转变,并在实验民族志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学文本的民族志化.     

民族志在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的运用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带来了电视国际传播活动的空前活跃,我国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为此,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文化研究学派研究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民族志方法的梳理,力图找寻其在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实现对接的现实路径。     

重思赞米亚区域的稻作与社会——物种间民族志角度的观察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以往认为分属两种生产体系的稻作农业和山地游耕农业存在某种一致性:缺少田间管理,不提倡用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追求高产,都看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多样性的食物。不仅是从事游耕的居民在逃离统治,赞米亚地区经营稻作的农民也有与低地政权关系疏远的一面。斯科特对于边陲地区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还有不足,本研究可以对其将稻作和块根种植分别视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基础论断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论《百年孤独》的多维叙事策略

《百年孤独》的叙事过程蕴含着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神话叙事在文化维度赋予作品神秘而浪漫的美学特质;民族志叙事在历史维度赋予作品目的一致、清楚的民族意识和种族历史感;自传叙事则在现实生活层面为拉丁美洲民族觉醒建构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三种叙事策略的运用打通了神话、历史和现实这个三维空间沟通的渠道,使读者获得了一种亦幻亦真的阅读体验。在这个三维立体的叙事空间里,神话叙事、民族志叙事和自传叙事互相建构和解构,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特征,最终,文化的力量使作者在这个多维叙事空间完成了对拉美民族"身份重塑"和"认祖归宗"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