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

许多人类学家认识到,艺术史能够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种视野,即将艺术品视为观看的物化方式,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面貌。时至今日,艺术学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象牙塔中,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的互动无关,只是一些高雅圈子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艺术的研究需要人类学的视角及养分。文章分别从后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民间资源观的二重性 ──评三种新出的中国民族志丛书

如何调查研究和撰写中国民族志？这是近年中西方学者所热切讨论的一个问题。此文阐释闽西客家民族志的一种研究成果。文章指出,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这项研究从地方小社会的文化生态分布中,多处选点抽样,做了大量的客家老人的口头回忆记录和研究,确定了“乡”以下村落社会的调查范围,并由此考察了闽西客家的村落经济、婚姻、贸易、宗族和庙会等各方面,从中揭示了一个地方小社会的亚文化群。而这个亚文化群正是连接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与多元性的中间形态。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物界:神奇的现实——新时期少数民族长篇力作民族志书写特征探析

新时期,众多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力作通过对民族传统物质文化的客观描述、记录与书写而成为族群物质文化的载体,成为一种正在或已经消逝了的民族地域文化及其物质表现的当代记忆,一种带着原生态的"神奇的现实",深具民族志特征.本文着重从民族地域生态景观的展示和民族衣食住行等生活事象的再现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理解与解释:深描的文化观

本文辨析了理解与解释两个概念的不同意义,从中引申出解释人类学的基本文化观。格尔茨眼中的文化是实证的、微观的,人类学研究者对他文化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对他文化规则和意义的理解之上,思考深描民族志过程中如何把握理解的本质。本文分析了格尔茨这一文化观的独特性和影响它形成的各种理论源泉,以及他所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之处。     

跨界与共生：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人类学回应

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大家从各自学科理论思路和概念框架出发，作出了诸多探索和尝试。2000年生态科学家提出了“人类纪”，马克思主义环境学家提出了“资本纪”，后现代女权主义学者则发展出“克苏鲁纪”（Chthulucene）。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多物种民族志应运而生，成为人类学对这场危机的有力回应。多物种民族志的提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型的并行，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提出崭新的“合作”概念。它以自己鲜明的学科特色再现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跨界共生的状态，具有网络式铺陈、情景化联结和开放与希望并举三个显著的特征，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学最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前沿。     

论民族志电影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必要性

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有的制作者愿意让自己的影像和声音出现在影片中,可是有的制作者采取拒绝进入自己影片的态度和立场。制作者应该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时间点、合适的关系状态下进入到自己的影片中。理由有三:作为文化解释之媒介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呈现制作者和摄像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和刺激结果;民族志电影作为文化解释的证据时,只有呈现制作者进入影片的场景,影片才具有作为证据该有的可信赖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结果的民族志电影,理应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关系演进的过程,展现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场景。当然,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应该把握合适的"度",不要为了进入自己的影片而在形式上"进入"。因为民族志电影应该是作为"人"的制作者,和作为"人"的被拍摄者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建构的一个人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