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人与物的创造力：一个探索生活秩序形构历程的社会学方法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更新和扩展的契机。如果能善用此契机，儒家的天人合德思想将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儒家的天人合德思想都认为：生活秩序是由人之创造力与物之创造力交织而成的。天人合德思想的秩序形构观还能够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添加三项要素：对持久存在之宏观秩序（态势）的强调、对人际间凝练与传播之方法的凸显、对先驱者修为境界的重视。因此，天人合德思想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已有的研究方法准则再增设三条建议。当社会学者追踪某些代言人建造网络的过程时：（1）学者应该探究这些代言人在追求理想新生活秩序时所感知和援引的宏观秩序（态势）；（2）学者应该挖掘这些代言人与其他合作者一同开发的通向理想新生活秩序的方法；（3）学者应该展示这些方法导致的先驱者（代言人及其合作者）修为境界提升及群体生活秩序转变。     

三亚回族研究的人类学意蕴

［摘要］三亚回族无论语言还是历史都与中国大陆的穆斯林有相当大的差别,这引发了人类学者的极大兴趣,并涌现出一系列学术成果。本文首先回顾关于三亚回族的研究实践,发现三亚回族研究堪称人类学个案研究的范本,进而通过分析三亚回族研究经验与理论的结构,挖掘出三亚回族研究在区域研究中的意义：一方面,三亚回族无疑是中国民族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其特殊的民族文化值得进行精细的描述与分析;另一方面,三亚回族社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讨论空间。     

入场的艺术及其文化意蕴

在那些可以被纳入诸如民族志、参与观察法、深度个案研究名目之下的作品呈现中,其导言或第一章往往会附带着精彩的个人叙述.此中叙述的厚实描述与戏剧性情节不仅引人入胜,也着实振奋着每一个即将或者已经进入田野的同行. 最具喜剧效果的民族志开场白莫过于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格尔茨夫妇在村庄围观斗鸡时——这在共和体制下的巴厘岛里被视为非法的活动——遭遇到警察的突然袭击.     

反思“始终局外人”：伯明翰学派青年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论探析

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关于其方法论中的民族志,一直存在争议。通过批判文献阅读和比较分析,从伯明翰学派青年文化研究的代表文本来看,其研究工作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而非严格的参与观察。这种"始终局外人"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就思想史而言,可以归因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场、新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的辩证态度、英国本土文化主义与欧陆结构主义思潮的矛盾。然而,在批判性青年研究的框架下,如何结合经验性的描述和理论性的分析,仍是研究当代青年问题面对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伯明翰学派出身的民族志学者威利斯的文化分析方法,可供借鉴。     

多维度的文学史探索——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为中心的学术考察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对一千多年来回族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整体历史进行了深度描摹。它以独特的编撰范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典范,对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具有启示性。它对回族文学的文化阐释,尤其是对回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民族志意义。     

表演民族志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以卡尔·巴格利的“确保开端”项目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表演民族志在欧美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互动论、美国种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表演作品、亨利·吉鲁的抵制行动观点以及源自拉美的“证明式叙事”和“记忆”两个概念是表演民族志的重要理论来源.表演民族志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四个方面.通过简述卡尔·巴格利“确保开端”项目从制作到演出的过程展现表演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表演民族志在呈现作品精准性、评判标准选择和可推广性等方面遭到了质疑,但这些问题可通过与具有艺术表演素养的专家合作、提高研究者自身鉴赏力等途径加以解决.     

论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如今,民族志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知识的电影。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触及到民族志电影的真正本质: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跨文化交流特征和实验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借助影像纪录的设备和工具去发现和探寻未知的知识,而不是复述既有的知识;揭示潜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而不是机械复制和呈现表面化、场面化的内容;展现影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简单遵循某种表述模式而刻意回避或建构关系状态。除此之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充分施展娴熟的拍摄和剪辑技能,让民族志电影摆脱民族志文字研究表述惯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也应该坦然面对影像叙事的局限性,并试着把民族志电影理解为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从而确立民族志电影的独立人格。     

从泾渭分明到唇齿相依:历史人类学脉络下的学科跨越与合作

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观照的传统旧曾有之,尽管其间不乏断裂与隔阂,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越学科理论分野的历史人类学日渐为学人所关注。本文通过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研究进路、书写方式等方面的梳理,试图勾勒出目前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倡导"跨学科"与"去学科"的开放理念与心态。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进路,理应以超越学科囿限为动力之本,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基轴纳入同一结构内描绘与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历史以及彼时的社会结构。     

“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在本土进行田野工作,研究者应努力使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但这一距离并不是要与所研究的对象疏远,而是克服"自缘身在此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窘境;是为了使自己对"熟悉"的环境保持新鲜感,以便发现新的信息习得更多的东西。当代人类学直面当下问题,全球化为人类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应当给予"民族志"以新的理解。     

民族性回望与现代性思辨:论李文明《千年短裙》

李文明的《千年短裙》在复现黔东南"短裙苗"的生活境况与民俗景观上,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民族志范本.李文明在《千年短裙》中着意两种意蕴的挖掘:一是民族性回望,以苗族底层者的个体时空回望书写,呈现出苗族人坚韧的民族性格;二是现代性思辨,基于苗族人面对现代化的行为选择,思索现代化冲击之下苗族民俗文化的流失.民族性回望与现代性思辨的交融使得《千年短裙》在展露民族叙事努力的同时,也凸显出民族文学文本的人类学价值——以过去维度的文化记忆和现实维度的文化阐释,还原族群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何挣扎、成长,直至他们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生活中逐渐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