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汉水流域的民间信仰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是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区域,民间信仰根植于民众的万物有灵思想和鬼神崇拜,是各种思想意识的重要影响力量,形成诸多文化现象。民众的生活、政治的稳定、儒生的宗教身份、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吸收,彼此同化,巫师对民众信仰的激发都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地方社会变迁,由兴盛转向衰落。     

海岛妇女民间信仰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宗教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我国各地民间信仰的存在环境不断宽松,民间信仰活动也日趋活跃。浙江舟山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妇女已成为民间信仰活动的主体,其信仰活动的影响力已渗透到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女性作出决策、进行人际交往和提高自身话语权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海岛妇女民间信仰在现阶段的存在和活跃,虽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作为较低级的一种文化现象,其负面效应也是相当明显的。关注海岛妇女的信仰活动状况,既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妇女所面临的处境,也有利于相关部门做好对民间信仰的引导管理工作,实现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协谐。     

需求冲击、价格虚高与制造业挤出——对当前民间借贷困局的一个解读

2011年下半年以来,温州等地出现的企业主"跑路"事件逐渐演变成一种风潮,并引起各界对于民间借贷问题的极大关注.曾几何时,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地,温州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民间借贷这种传统非正规的资金融通形式,可以说,民间借贷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功不可没.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突破——基于产业集群发展视角

一、浙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与实质从资金需求面来说,当前存在两个特点:一是流动资金紧张和融资不景气.据调查,2011年第二季度,流动资金紧张的企业比重达19.3％;中小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仅为97.7,跌入不景气区间,已接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时95.9的水平.二是融资需求大但渠道不稳定.     

政治资本的弱化:新时期文学场初步建立的标志——以茅盾文学奖和“民间奖”的对立为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体现权力场逻辑的茅盾文学奖与体现文学场逻辑的“民间奖”的考察,来管窥新时期文学场建立过程中的复杂样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间奖”相对,茅盾文学奖颁发的象征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化能力减弱,这表明,随着新时期以来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增强,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具有的与其他资本的转换能力被弱化.     

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态势述评

学术界对我国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围绕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及对策而展开。在基本认同民间信仰特征的基础上,学术界在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和对策上均存在较大分歧。科学把握民间信仰特征及其态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法社会学的解释

<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手段对农民承包地的调整做出了严格规范,初步确立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是正是由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界定不清晰,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乡规民约屡屡与国家法发生冲突,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理顺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使用权,要把政策规定(国家法)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利,实为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

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处于一个低迷的时期,中国虽较之其他国家有所优势,但也始终未逃脱危机的枷锁.中小企业由于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金融危机的发生无疑给予他们致命一击,尤其在融资方面更是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中小企业便把求生的目光投向了不受地区限制的民间借贷.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在金融机构之外,民间借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临时性融资的需求,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对民间借贷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管理规范,更没有对民间借贷给予法律上合理的定位,这导致了有关民间借贷的纠纷不断增加,金融风险也频繁发生.因此,建设相关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民间收藏是民办博物馆发展的基础.在民间收藏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在国家鼓励博物馆多元化建设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民办博物馆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国内外民办博物馆发展在所有权与财税政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借鉴发达国家民办博物馆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民办博物馆的未来发展将出现三个走向:完善法规,提供保障;加强监管,支持发展;理清思路,创新发展.     

边民叙事与历史真实的人类学研究——以清末民初的滇越铁路修建为例

1898～1910年,法国在晚清帝国的边陲云南,修筑作为他们殖民权力话语表征的滇越铁路,西方“他者”的进入打破了边民社会的秩序。在面临着家园土地的流失情境中,边民社会从其“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寻找西方“他者”行为的不合法性。“土地”作为边民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了边民话语表述的媒介与抵抗斗争的标的,而法国殖民者最终的路线选择则完成了边民社会历史叙事,边民社会与法国殖民者围绕滇越铁路的修建书写社会的历史,实现地方性知识系统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