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霾气候”的社会经济学方式

霾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与以高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相关。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经济学的引导。为此，经济学应遵循生境法则，使之成为引导经济活动促进“自然、社会、人”共生的生境经济学。以资源限度论为认知指南，生境经济学引导社会采取经济方式治理霾污染，应以减排为起步，以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为重心，以建构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路径。其宏观方法是引导社会构筑节省、俭朴、经久耐用、维修新用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使之成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并牵引大中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促进社会保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 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驯化水稻和稻作农业的源地研究

本文从野生稻的生长习性与分布地域,全新世初期的气候条件,特别是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及与此相关的实物史料等角度,提出驯化水稻源地和稻作农业源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水稻的驯化源地应是在华南北部的洞穴遗址分布区,而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在全新世早期的第一次温暖期阶段,成为稻作农业的源地。恒河流域与南岭和武夷山一带的地理纬度大体相同,那里是另外一个驯化水稻和稻作农业的源地。由引可知,北纬２５°左右为全新世初期的气候变化敏感地带     

草原天路

草原天路,位于张家口市张北县和崇礼县的交界处,两起张北县城南侧的野狐岭,东至崇礼县桦皮岭处,是连接崇礼滑雪区、赤城温泉区和张北草原风景区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是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边缘,平均海拔1400米,年均气温只有摄氏4度,风大、日照充足、无明显夏季成为最显著的气候特征。     

极端气候冲击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CGE模型的模拟

基于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系统探讨了极端气候冲击下中国粮食安全的最优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从产量、价格、进口依赖度以及人均占有量的视角综合考察了粮食安全指标的动态变化,结论表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会缓解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冲击,并且缓解的效果依次递减;土地和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组合、土地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组合、劳动力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组合缓解极端气候对粮食安全冲击的效果也依次递减。提出：在当前小规模经营农户为主的条件下,为了缓解极端气候事件对粮食安全的不利冲击,粮食生产应重点鼓励土地增进型技术进步,其次是劳动力增进型技术进步。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因具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备受推崇,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终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     

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

公元11世纪后我国气候显著变冷,由此发生了农业生产、土壤、植被的显著恶化,游牧民族与汉族力量对比的适应性变化,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适应性南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政府统治模式所造成的巨大挑战。理解这一气候变化及其经济动态影响,乃是理解11世纪后两宋时期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出现新气象的重要理论前提和基础;对研究当代气候变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也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公平性问题——法理学视角

随着全球变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也日益升温。全球气候是一个复杂和庞大的生态系统,全球变暖全球受害,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必须通力合作。而有效合作的基础是维持彼此间的公平,这种公平应该符合权利义务和人权等相关的法理。     

论《纽约2140》的生态正义书写

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纽约2140》通过对浸润某种气候危机的纽约城市生活的书写,生动描述了种种生态灾难景象。作品以多重视角,展现了气候变化以及由此而生的生态危机,蕴含着对生态正义的深刻思考,其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美国社会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这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