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设论体”赋的源头及思想变化趋势

两汉间出现的“设论体”赋,别具一格,它直接根源于宋玉的《对楚王问》及《楚辞·渔父》等文,其远祖又可追溯到《战国策》中的策士辩难。汉代的“设论体”赋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士人的出处态度。由于儒家思想渐次深入的影响,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蔡邕的《释诲》,士人们面对怀才不遇、沉居下僚的现实,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变化趋势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修身俟命”观念越来越浓重;二是社会批判精神逐渐衰弱;三是俳谐之风渐退。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从汉代农民家风家教探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源

汉代时期,个体小农家庭逐渐普遍化,为农民家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时,为了增强国家认同,统治者特别注重发挥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对农民家庭这一社会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奠定了家风家教的基调和底色。在此背景下,汉代农民家庭家风家教以"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为主,以"为人处世""耕读传家"为辅,共同构成了家风文化的主旋律,并以其自身别具特色的教育功能和方式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家庭美德建设的内涵、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等,对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和接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

汉代官吏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官员致仕后的优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赠赐财物等.官员逝世后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因皇帝对死者的器重程度不同而缺乏明确的规范,从而出现了很大的随意性.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述评

汉代公羊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成果丰硕。这首先表现在论著数量日益增加,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其次是突破“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注重公羊经权思想文本的解读,探寻其内在思想理路、特质和价值;再次是研究方法多样化,不断拓展公羊经权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尽管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与孔孟和宋明相比,公羊经权思想研究较为薄弱,“问题意识”不突出,借鉴价值尚无发掘等。     

汉代救荒对策论略

汉代荒政已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汉政府在救荒实践中 ,往往能从战略高度出发 ,在灾前、灾时和灾后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备荒、救荒的策略措施。本文从文献资料出发 ,对汉代的救荒对策作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分析。这些措施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它对于今天预防灾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汉代赐牛酒现象探析

汉代赐牛酒的实施者是皇帝,太后赐牛酒仅见王太后。赐牛酒的对象有特定的大臣、不特定的普通百姓、机构。皇帝对全国或某地普赐牛酒,是最常见的,有33次之多。皇帝普赐牛酒的原因有大赦天下、皇帝登基、皇帝行冠礼等。皇帝赐牛酒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原因与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地域上看,普赐牛酒多是针对全国,但皇帝归故里、设陵县、在某地祭祀天地时则往往针对当地。关于普赐牛酒的对象,有女子、吏民、民、里等。女子即指女户主,亦指家中的女主人。汉代赐牛酒的数量,或牛一头,或牛肉若干。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的关系

汉代乐府中有歌曲借咏鸟来歌颂爱情、亲情,在爱情故事题材的诗赋作品中也有咏鸟的片断,而乐府和俗赋又都是可以演唱的。近年一系列出土文物表明咏鸟歌和爱情诗赋作品除了部分题材相同和都可以演唱以外,还有可能是同一部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有些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题材相同,其本身不一定讲故事,却可以是讲故事前或讲故事后用于演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