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已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世界汉学引领者。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够由蛮荒之地发展为无可否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与基于现实需要转变汉学模式、雄厚资金的注入及其合理利用、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汉学的这些成功经验和举措,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刻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美国汉学界对孝及《孝经》的研究——兼论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显要位置。孝及总其大成的《孝经》一直是美国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1996年,戴梅可发表《汉代中国的儒孝和个人主义》,从中国文化内部出发,提出儒孝地位的上升、涵盖面的扩大最终导致汉代政权的衰落;1998年,侯思孟发表《孝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孝,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孝在中国早期历史（商至两汉）中的演变,力图就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海外汉学的学科背景、问题意识、理论手段等,完完全全是西方的。研究海外汉学应当从西方学术文化的内部出发,对比比较文化的研究理路,审视海外汉学在外国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对西方学术史进行＂外国学＂研究。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瑞士人慢吞吞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3月吧!"     

在"美国中国学"之外:再论海外中国学的范式问题

就海外中国学的范式而言,二战后费正清所倡导建立的美国中国学并非是唯一表征.从长时段来看,在传统汉学的发生期以及后来的演进中,已经呈现出中国学的某些特点.从地域上来说,20世纪初期的苏俄以及日本,已更为集中地出现了美国中国学的范式特征.突破对"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义思维,将海外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发展置于历史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方可更为有效地考察两种范式各自的特点、嬗变的动因与未来的发展趋向.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从“Confucian”到“Ru”:论美国汉学界对上古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趋势

近年来,不少西方汉学家把"儒"翻译成"Ru",代替了传统的"Confucian"。这一术语使用的变化体现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抛弃了传统的哲学视角,转而从历史的角度对上古儒家思想进行分析之后,儒家哲学内部的差异性成为当前汉学家们研究的焦点。尽管西方学者们在"Ru"的内涵和定义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但是对于儒家内部多样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而这一翻译术语的变化在改变了汉学家们研究视角的同时,也陷入了"孔子思想不可知论"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给海外儒学研究带来了交流上的困难。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汉学主义是一个新概念,研究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总体性问题。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     

对“满人汉化”的思考——以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设立及裁撤个案为例

关于"满人汉化"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承认汉化"和"反对汉化"两种截然不同以及由此产生"折中"的几种观点。从清东陵汉学、汉教习的裁撤以及汉学的再设立这一个案的视角分析,传统的"汉化"观点是正确的,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曾经建立过统一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相比,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地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学习汉文化和保留本民族的长处。清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华帝国近三个世纪之久,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否认汉化,就无法解释清王朝入关以后的陵寝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确立,进而也就无法解释整个清王朝的历史。满汉文化尽管在最初接触时发生了某些冲突和碰撞,但最终的结局还是走向了融合,而且这种融合是在清朝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满族文化这股新鲜血液在与汉族文化交融后,为丰富中华灿烂的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道周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思想与明清之际的整个学术思潮有着很大的内在关联。他反对宋儒的道统观,反对宋儒气质之性的说法,坚守性善论;他尊重汉儒,重视经学,同时他的经学思想受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影响较大;他有较强的子学意识,对道家、道教也很有兴趣,这在儒者中是少有的。黄道周有可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的易、历、律一体的思想无疑又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他较早地以道器来论中西科学及其文化精神的差异,早在西学输入的明末,他就对中国文化的前景有着深沉的忧虑。黄道周的学术思想是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裂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