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杂剧“三国戏”的跨文化阐释

此文以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 H.West)的译著《战争、背叛和结拜兄弟：早期的三国戏剧》为研究对象，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视角考察学者型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学者型译者行为表现在翻译内求文本意义与风格之真，翻译外务西方汉学教学与研究之实。译文保留了大量中国元素，并通过文外注释进行深度描写；译者具有比较的学术视野、注重翻译底本的考证，从他者的视角体认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了解中国戏曲语言和文化的历时变化。译者内外行为的结合有利于杂剧“三国戏”剧本的跨文化阐释，为时下讲好中国戏曲故事提供了有利借鉴。     

西方范式下的中国古典诗歌阐释——论苏源熙《诗序》汉学研究的启示

苏源熙的研究以独特的汉学家视角切入中国古典文本，对《诗经》与《诗序》进行了讽寓性解读，论述了中西诗学的可通约性，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阐释了“中国讽寓”与“中国的反讽理论”。苏源熙解构了黑格尔的术语与理论，将其扭转为中国美学式历史的论述逻辑：中国以非艺术的方式产生了艺术，以非历史的美学呈现了自身的历史。其研究使用了广阔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视角，具有新颖的启发性，在海外《诗序》研究进程上呈现独特的贡献。     

生态之眼: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风景美学

中国古老而漫长的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先民对山水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敬畏，其中包含着对现代生态文明富于启迪的风景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山水画则是风景审美的重要呈现方式。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不仅是跨文明比较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是现当代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风景美学对话的产物。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有时造成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风景美学的误读，自然审美伦理化并非中国风景美学观念独有，也同样存在于在西方美学之中。中国先民融入山水之中，把欣赏自然之情转化为热爱自然之德，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对自然的谦卑。中国古代山水画描绘的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局限于目力所及的世界一隅，而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烦扰喧嚣的和平宁静与理想梦幻之地，蕴涵着意趣高古的原始自然对于生命与心灵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论苏轼的政治哲学

美国汉学家Ronald Egan(艾朗诺)通过考察苏轼所写的策论和《东坡易传》,探讨其政道一体的政治哲学,论析苏轼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与重大价值,着重阐明苏轼道源乎情、情性一体、性无善恶、礼基于情、治基于道的核心思想,高度评价苏轼尊重民意、顺应民情、深结民心、畅通言路、杂语共生、治贵无私等政治主张的重大价值。体现出艾朗诺独特的研究视野、方法理路与价值判断,可为国内苏学提供他者的镜鉴。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试论夏炯的汉宋兼采经学观

作为清朝后期提倡汉宋兼采经学观的一个代表，夏炯的思想背景独树一帜：与大多数汉宋兼采学者“宗汉兼宋”比较，夏炯则是“宗宋兼汉”，而他最初却是汉学家身份，这就增加了其学术思想的个性色彩。他既批判汉学家的以偏概全，舍本逐末，又批判宋学家的束书不观，不切实际，同时又过分尊崇程朱，排抵陆王，其思想体现了专制王朝末路时代一个宗宋学者的学术短板和思想挣扎，反映出嘉道学术转折的重要信息，从侧面折射出清朝社会变迁的必然逻辑。     

文化转向下的文学批评——北美地区文言小说研究的新趋势

21世纪以来北美地区文言小说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在问题意识方面，北美学者聚焦于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创作动机的思考。他们以文言小说所呈现的口述语境、信仰世界、文化焦虑等为观察对象，对文言小说的概念和读法进行反思，并深入宗教、政治和性别等多个研究场域。在新文化史等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历史语境化、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新的特点和趋势。在梳理其学术脉络和理论语境的基础上，也应看到这一汉学研究视角的启发性与局限性，借以探寻让文言小说回归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从而深化有关文言小说的文体属性、体制特征以及文体功能的认识与讨论。     

潜文本、参照系与对话项：理解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一种进路

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核心特征突出表现为语文学根基、比较性视野和自反性省思三方面，学者不再把汉学仅仅作为一种对他者时空产生知识治理兴趣的“异托邦”研究，而是将其想象成一个真正的国际领域，使其处于古今中西多学科、多视野、多语境的交汇处。柯马丁等汉学家的工作是这类研究实践的代表，“表演”与“阐释”便是其借以反思传统文本性与文本研究的典型入径，由此从观念与方法论的层面开拓和更新了早期中国文本文化实践的分析场域。与当代汉学开展有效的批判性对话，需要充分把握其所依凭的潜文本与参照系，理解其问题意识、话语资源和表述方式，体认汉学窗口映射的西学整体知识范式。跨文化对话的建设事业对中西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双向的挑战和职责诉求。在世界中重访中国古典传统，召唤我们进入包括当代汉学领域在内的多种国际学术协商空间，去开展更扎实和具体的话语对接、转换与形塑工作。     

文明对话视域中的人文科学研究——对汉学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对国外汉学的定性和批判是21世纪中国学术的一大景观，有较多的关注和较深入的讨论。但从对话论角度，尤其是将对话作为“个体间”对话即“间在”对话的观察还不多见。对话是个体之间的对话，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主客体之间没有对话，而只有认识。汉学主义批评要求剔除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干扰而追求纯粹客观的知识，这在对话论看来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机械认识论。尽管其有效于自然科学，但施之于人文科学则是一种僭越。在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其中的异域异质研究，以对话论模式替代反映论模式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学术发展自身的逻辑演进，也是全球化时代以文明对话化解文明冲突之大势所趋和天理所在。     

清中期以来的乾元太极论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曹元弼所反对。近代熊十力在清儒的基础上，绾合元与太极，提出“元极”之说，以贯穿乾元、坤元，至此部分地解决了清儒的理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