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歌“清”美艺术探微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清”是很高的美学境界。而魏晋诗歌又深受魏晋玄风熏染 ，在人与自然逐渐走向亲和的同时，在“清”美诗风的追求上也显示出独特的面貌。通 过考察魏晋几个重要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创作，旨在剖析这一时期诗歌尚清的特征。     

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

汉语法学经历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和新学时代三大时期。其规范体系表现为中华法系,其意义体系凝聚为汉语法学。二者合一,照拂的是这个叫做华夏中国的家国天下,而构成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完整统一体。其中,晚近西学东渐的一个半世纪,是汉语法学的第三期,也就是现代中国的法意体系的创世纪。总体而言,其文明品格和内在义理,于折中损益中脱胎换骨,却一脉沿承,不绝如缕。其之所思所虑,不脱家国天下大框架,而悉以汉语作为表意工具,构成浩浩荡荡、源远流长之汉语法意表意体系。古典中国的法意精神,诸如奉天敬德的正义法精神、追求实质公正的实用理性、崇古法圣的历史主义气质、推究于名实之际的逻辑思维和刑名律学的修辞艺术,它们辗转推陈,经由现代洗礼,表见为洞悉人性本恶与期待人性善好的心性论、通情达理的法律理性、"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三维四理"的心性配置、寓俗常与超越于一体的价值伸论方式、家国天下的政治意识、世界蓝图和文明憧憬,以及汉语思维及其风格美学。在文化社会学和知识政治学的意义上,描述、想象和建构这一法意形态,以申说中国文明的法理愿景,既是本文的理论动机,也就是它的文化理想,同时,也构成了它的政治抱负。其以中国文化为深远背景,理述其源流,揭橥其命意,展示其学理内涵与文明品格,分析其条件、特征与基本进路,特别着意于奠立在现代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政道与治道的法理表达,着力提炼和运用汉语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经此作业,系统展示这一法律文明的思想形式、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风格美学。     

桐城派与汉学派的制义之争

桐城派与考据学之间并非只是意气之争,也非学术之争所能涵括,两派之间许多激烈的相互诘责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桐城、汉学两方都有不少学官掌一方之文衡,其出题各有偏重,其衡文标准则往往南辕北辙甚至针锋相对。总体上看来,桐城派与汉学派在科举取士中一偏重于文,一偏主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唐宋以来的经义、辞章的矛盾在清代的延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育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学教育深受学术文化的影响,它的曲折历程及其成就突破了前代的固有模式,形成了官私学并重的格局,其中以私学教育最具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学教材的编写促进教学活动的进行,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大伴坂上郎女与魏晋文艺思潮——《万叶集》研究之一

日本古老诗歌总集《万叶集》里的署名作者 ,据统计共有 4 78人 ,其中女歌人 12 4人 ,约占署名作者总数的 2 5 .9%。在这四分之一强的女歌人里最惹人注目的有三人 ,一是额田王 ,二是大伴坂上郎女 ,三是狭野茅上娘子。她们不仅成就较高 ,而且各具特色 ,在日本和歌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其中的大伴坂上郎女尤为突出。她在三人中歌作最多 ,体式齐备 ,而且接受了我国魏晋文艺思潮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成为《万叶集》里影响相当广泛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一　　大伴坂上郎女 (6 96 ?—— 781年 )出身于名门豪族大伴氏之家。其父…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玉兔因何捣药月宫中?--利用图像材料对神话传说所做的一种考察

月宫中玉兔捣药之神话传说的滥觞,可能是在两汉时期。汉画像中的兔有两种常见形象：一为画于月中,以代表月亮和阴,常作奔跑状的月中兔;一为常出现于西王母图像或仙境图像中的捣药玉兔。原本属于不同的系统,且形态、功能和意义亦不同的两种图像,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因神话传说常见的混同与借用,遂使得月中出现了捣药玉兔的说法,更因此而形成月神话传说的一种定式,并由此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月宫奇幻世界的想象。     

汉日语 “卧薪尝胆”差异探源———从语言世界观谈起

“卧薪尝胆”作为汉日同形词语,在日文语境下亦广为流传。但在故事原型及具体应用上,日语同汉语却存在重要差异。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各民族不同语言世界观的反映;具体来讲,中日不同的复仇观是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