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从拟代到赠答:魏晋文学空间的拓展

汉魏之间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构成一种互动,其结果是古典抒情诗在知识系统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拟代诗为核心探究魏晋文体论和文人论的内涵,指出一般所谓的"人的自觉"是文人集团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不应该局限在近代人文主义观念下理解,而"文的自觉"是特殊的文人生存空间的符号化结果,拟代则体现出文人对自己已经历史性置身其中的空间地适应;在赠答诗的分析中进一步涉及魏晋文学空间拓展的意义。     

先秦至魏普时期民俗中的桃

先秦至魏晋是桃文化的滥觞和形成期。古人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对桃的崇拜,奠定了桃为仙品的文化内涵的基础。而汉、魏、晋出现的大量的有关桃的神话、仙话小说推动了这一内涵的发展,而此时兴起并不断发展的道教更是强化了这一民俗信仰,使桃成为民俗生活中的仙桃。     

《史记》与汉魏晋诗歌

《史记》是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取材的源头之一,而诗歌对《史记》所载历史人物的择录、评介以及所受影响等方面,也折射了当时人们对《史记》认识的面貌。诗歌对《史记》的阐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记其人、述其事、追其情。《史记》的记载对汉魏晋文人诗的文化意象的形成影响深远。汉魏晋文人诗涉及《史记》人物事件的诸多诗中,既有传统主题,又有新的主题。《史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件甚至情感倾向在汉魏晋诗歌中呈现独特的风貌,也反映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和思维习惯。     

山东昌乐汉画像石及拓片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探讨

山东昌乐是汉画像石的重要出土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地也在积极探索汉画像石及拓片的保护与利用。山东昌乐汉画像石数量多、分布广、特点鲜明,具有较长的发展研究历史。汉画像石的拓片制作工艺流程复杂,拓片的拓印需要注重很多细节工作。山东昌乐汉画像石的保护存在重视程度不足、自然侵蚀严重、公众保护认知度不高、资金保障不足等诸多的问题,应当采取有效举措推动山东昌乐汉画像石及拓片的保护与利用。     

论魏晋玄风下的中国佛教般若学言意观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言意观,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在“言语道断-假言假象-忘象息言-求理象外”的体系建立上,在论述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上,受到当时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对语言符号假有、空性的认识,对“形象”的认识以及提出的“顿悟”说等,拓宽了认识和意识能力的范畴,对后世影响甚深。     

越南的填词及词学——汉文学移植背景下的文体案例

越南汉词的创作相对于诗很不发达,这与东亚其它国家如日本的词有相同的境遇,而具有更典型的意义。汉词在越南独立初期就已产生,是大一统中国的文化产物,而19世纪的汉词相对繁荣是受到清词中兴的影响,是一次重新引入的过程。越南汉词的产生和流传多与中越两国的政治交往有关。越南古今书目中有关词的书籍很少,且有很多错误。越南的词学表明:越南填词得不到发展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词被认为与教化关系更远,因而发展动力缺失;二是词的语言与中国经典书面语言更疏远。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与解脱之径

魏晋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士人个体生命价值意识觉醒,面对建功立业与时光易逝,身怀异才与明主难遇、知音稀少,政权易代、杀戮异己与名教虚饰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魏晋诗人的感伤之情挥之不去.他们摆脱感伤之情的途径大致有:以时不我待的奋进精神鼓吹功业,抑止感伤;以宴乐、叙友情、怡情山水、游仙来淡化感伤.     

日汉同声传译中常见问题及其对策

由于日汉两种语言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给同声传译造成了诸多的困难,影响了同声传译的质量。我们在进行日汉同声传译的时侯,可以采用先听先译、延长或缩短等候时间、预测、弥补、紧跟、切割归纳、调节语速语调语气等对策来解决遇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