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人称称谓“××汉”考察

禅宗语录和灯录中存在很多由＂……＂加＂汉＂字构成的称谓语,其口语色彩极为浓重,并具有一定的褒贬含义。＂汉＂作为一个词义实体独立存在时,它代指的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而当它消除其独立特性进入＂××汉＂结构时,它完成的却是对修饰性称谓语的强调,而并非是一个尚未完全虚化的语助。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史料评介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主要是指民国时期形成的反映四人藏区藏民族活动及藏族事务的历史档案,相对集中于四川省档案馆和甘孜、阿坝两州档案馆。不同载体的汉藏文档案史料,上起民国元年（1912年）,下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可大致分为政务类、经济类、军事类、司法治安类、民族类、宗教类、文化教育类、涉外事务类等,多侧面展示了民国川西北藏区和康区（川边地区）的历史概貌。     

藏汉拟声词之异同比较

拟声词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和构词法,在藏、汉修辞学和构词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藏、汉学者们一直以来对拟声词的指称和归属问题的不同介定进行的总结和评析,以及对藏、汉拟声词使用上的异同和藏、汉拟声词汇的一般对照情况进行的分析,从修辞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剖析和落实了藏、汉拟声词的语言属性,并且探讨和归纳出了藏语拟声词的组词规律。     

女性悲悯的情怀——阿蕾小说创作简论

当代彝族女性作家阿蕾以其细腻的笔法,倾力表现农村彝族妇女的喜怒哀乐,揭示彝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命运,反思彝族传统的文化悲剧.她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叙事结构多元,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浓郁,为彝汉双语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法汉动物熟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

熟语是一门语言中最能够体现该语言文化涵义的语言形式,在法语和汉语中有关动物的熟语则传递了各自语言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涵义。本文通过对其文化涵义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启发我们在法汉互译过程中选择最佳的翻译方法,以更好地体现出不同语言的文化涵义。     

汉维语篇词汇衔接模式探索

运用功能语言学的方法从词汇的复现关系和同现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词汇衔接对汉维语篇所起的连接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体效应.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