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风度——以《兰亭集》为中心

《兰亭集序》凭借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兰亭集》中的诗文及雅集集中体现了王羲之时代由魏晋玄风所引导的魏晋风度,名士借上巳修禊的习俗在兰亭雅集,而雅集中所创的诗文无不流露出名士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同时,士人又浸于服食与饮酒之中,因寄所托,将服食与饮酒作为追求玄冥的途径,留连山水的媒介。最终形成了东晋名士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之"气",及以追求"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陶渊明诗文的身心表达与魏晋风度

陶渊明意识到自我身心的受损,萌发了归向自然和居住田园的淡泊之志,以此来逃离仕途对自我身心的羁和拘,渴望达到身心合一的理想之境.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身心舒展,实现了他乐"真"的理想.陶渊明从"羁拘"到"乐居"再到"真趣"的一系列身心表达以及他在玄理基础上形成的艺术境界,丰富了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拓展并深化了魏晋风度的内涵.     

汉画西王母配神图像“龙虎座”的原型分析

所谓的西王母打坐龙虎座图像,实际上不是什么打坐,只是表明了西王母与龙虎的一种关系而已。这就是视西王母为大母神,而左右的龙虎则象征着饮食男女的交合创世。这一图像形式直接来源于"太一.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模式,而其历史渊源则可追溯到濮阳西水坡所发现的蚌壳龙虎塑像。从美学的基本原理看,龙虎座源自于对称形式的艺术审美意识。     

Education汉译名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

"教育"是中国古典词汇,西学东渐以降,与进入汉字文化圈的Educare→Education相遇而生新义,并成为教育学核心术语。这一过程历时久远,其间Educare→Education获得诸多汉译名。考察这一过程,可以透见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历史文化图景。     

语言接触中的青海汉话及其文化衍生

语言接触影响(包括汉语方言)是青海汉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青海汉话的形成,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成分;青海汉话是青海汉族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     

英、汉广告的词汇特点

文章从研究英、汉广告语言的特点出发，着重探讨了英、汉两种语言广告的词汇特点。     

论俄语成语汉译中的"用形象译形象"原则及其应用

成语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文化价值丰厚的语言单位,往往造成不可译性.俄汉语成语差别鲜明,如果翻译不慎,会造成信息量的流失.实践表明,"用形象译形象"的方式进行汉译俄语成语,不失为一个缓解矛盾、使成语"立象"与"尽意"两全的有效手段.     

"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在巴蜀这一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地区,其地域性差异的消除和共同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地方社会"一统化"与"多元性"因素的激荡,构成秦汉魏晋巴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特点.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