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淮北江淮地区的政治生态与地理结构

春秋时期,苏皖淮北与江淮之间小国林立。这些小国夹在吴楚两个大的诸侯国之间苟延残喘。淮北江淮间政治生态的分散与寡弱和这片中间地带"过渡"、"廊道"的地理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廊道是一种危险的景观结构,能分割生境斑块,阻断基因或物种流,造成生境破碎化。而吴楚争霸,在试图穿越廊道结构时,不得不与此中的政治群落发生冲突,这便是"干扰"的出现。这种地理结构还具有遗传性影响,在中古时期同一片地域,政治生态和族群势力有着类似的表现。     

江淮移民与明清洮州新型民居的形成及扩散

为了巩固西北军事重镇洮州卫的军事力量,明朝将江淮地区民众大量迁居洮州。随着移民文化的播迁,江淮传统民居的四合院二层小楼阁建筑形制,在本土化过程中因地制宜,逐渐演化成洮州合院式土木结构平顶楼房形制的新型民居,并在与各民族的互动交往中以洮州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扩散,形成颇具地域独特性且融合汉藏民族文化的甘南藏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两山”理念对建设绿色江淮美好家园的指导价值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原则。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安徽始终践行“两山”理念,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高位推动保障全省生态安全、守护江淮大地美丽容颜,奋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创新安徽支撑绿色江淮,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美好安徽愿景早日实现。     

李曾伯守淮事迹述论

宋理宗时的守边重臣李曾伯在江淮战区出任两淮阃帅四年之久,这期间,他组织修缮了三座城池,都在宋蒙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李曾伯的仕宦经历,尤其是他在两淮地区的举措,也反映出南宋中后期三大战区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尤其是江淮战区军政建设的一些特点,即军事指挥系统方面的文臣统兵体制恢复和加强;军事防御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视城防工事;战略战术方面的定点防御,放弃野战等.     

1931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发生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与国家防疫机构合组灾区卫生防疫组。从医疗防疫资源的动员与整合、防疫布控格局的构建、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结合运用等方面,探索新的救灾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江淮城市群及其主体功能的战略定位

一、江淮城市群的提出与空间结构 江淮城市群是以合肥为中心,包括沿淮的蚌埠、淮南．沿江的马鞍山、芜湖、巢湖、铜陵、池州、安庆,皖东的滁州和皖西的六安11个省辖市,形成“1＋10”的城市群结构。2007年,江淮城市群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780亿元,占全省的65．1％：工业GDP为2010亿元．占全省的73％：固定资产投资为3462亿元,占全省的71．7％：进出口总值为121．9亿美元,占全省的76．5％。     

评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的美麦借款

1931年七八月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灾民口粮及实施工赈和农赈,向美国贷购小麦45万短吨。这批美麦运华以后成为救灾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物资支持,在急赈、工赈和农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批美麦价格高、利息重、运费贵,加重了国民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大量进口美麦,又导致中国粮价下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

基本特点 ——城镇化水平提升明显。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持续加快。2012年，武汉、合肥、南昌、长沙的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了72％、66．4％、68．2％和69．4％。武汉城市圈、江淮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分别达到4个、5个、4个和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