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大水的社会控制

1931年的江淮大水具有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长、灾害影响大、经济损失重等特点.这场灾害对于灾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文从社会控制的视角解读1931年江淮大水,阐述灾害带来社会问题以及政府、社会组织的关于水灾的应对举措.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频发水旱灾害的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渡性的地形、气候、水系造就了江淮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自然孕灾机率本身就很高。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活动又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诱发和催化了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而围绕水利设施使用所产生的水事矛盾,又加剧了水旱灾害的频发和灾情的蔓延。     

从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国时期水灾与社会风险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本文主要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滨阜方言的入声调研究

滨阜小片地处江苏省盐阜平原北部,包括响水、滨海、阜宁三县和射阳县黄沙港以北地区,其方言属于江淮方言中的洪巢片方言。明初“洪武赶散”,强迁大量苏淞居民移居苏东沿海,促使吴方言对该地区产生一定影响。作为地处江淮地域而兼具南北特色的滨阜小片方言,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滨阜小片方言中的“入声调”为研究对象,用praat软件进行语音实验,研究滨阜小片方言入声调的调类,发现它并不仅只是传统研究中的一种声调,事实上也存在着区分阴阳的情况。     

九江方言及其演变

九江话与南京话的主要语音特点有很大的一致性;湖口话把江淮官话一切为二;九江话受到鄂东"楚语"的包围;九江话异读反映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及演变趋势.     

庐山方言语音系统概貌

庐山行政区方言处于中国北方方言和赣方言的临界点 ,其语音系统一部分具有赣方言的特点 ,一部分具有北方方言的特点 ,还产生了两大方言特点混合的特殊方言。庐山方言可划分四个片区 ,可以姑塘镇话作为代表方言     

江淮官话入声韵的现状

江淮官话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有入声,考察江淮官话的入声,对古今语音演变的探讨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江淮官话59个方言点为研究对象,详细描述了古声入声韵及入声韵尾在江淮官话中的演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