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与重构

"村改居"社区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社区类型,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有着社区形态的过渡性、生活场域的二元性、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因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村改居"社区,"党政经"一体的"混合型"传统组织架构这一弊端,造成党组织权威弱化、自治组织地位虚化、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异化,引发社区治理失序。以"政社分离"、"政经分离"为标志的治理改革,让社区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推动社区治理事务类别化与权责明晰化的同时,有助于基层权力的有效制衡与组织架构的优化整合,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政策制定的特征分析与效果评价 ——基于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田野观察

文章聚焦政策本身,采用在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田野观察的研究方法,收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的政策并进行文本分析,主要讨论政策文本发布时间的分布态势、发布单位、发布形式和政策内容4个方面。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2020年1月15日至1月31日）国家级和省级指导性文件数量锐增。以江苏省为例,省级政策发文单位单一、文本类型多为通知类,起到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及时反馈、迅速应急以及布置指导的作用。政策发布主体联防联控的及时应对性以及对政策文本的长效性考虑上尚有欠缺。总结政策制定的规律、原则以及经验,提出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的政策观念应从单一权威主义走向多元协作,政策导向应从“战”时应急转向“平战结合”,政策价值应从“短期”应急转向“常态化”指导。     

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径及其伦理反思

近年来,作为新型网络底层架构技术的区块链已经开始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人类面对灾疫的实践活动既是社会非常状态下的治理活动,又是道德意志驱动的伦理实践。区块链技术因其具有多维价值特征与灾疫治理的伦理目标高度契合,有望为现有灾疫治理体系进行赋能。同时,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手段和灾疫治理架构,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伦理风险在于其可能超越了治理活动的边界。因此,需要警惕区块链技术对灾疫治理可能存在的价值偏离。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无疆世界:20世纪国际治蝗协同合作的历程

19世纪中期以来,非洲、美洲、亚洲等地的蝗灾日益严重。因蝗虫的迁飞性与群聚性,治蝗成为各国无法以边界阻隔的共同事务。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科技成果在治蝗中的运用,欧美国家引领了新式治蝗方法,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成为趋势。从蝗虫研究到治蝗技术乃至除蝗管理,进入了全球同质化的模式。成立专门的国际治蝗组织、机构对各国治蝗进行指导规划,举办国际治蝗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与治蝗技术,开展无疆域的合作援助等,国际的协同治理渐成常态。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