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当前,我国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存在空间规划缺乏差异性和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冗余性和多功能性、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技术赋能和数字化转型不足、社会自组织力和协同不足等困境。应聚焦空间、过程、主体、方式等维度,提升“社区—组团—城市—区域”全空间韧性,优化“预防—响应—处置—恢复”全周期管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管理+技术+文化”多样化手段,不断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     

治理如何运转起来：治理动力的价值意涵与类型特征

强劲的治理动力是驱动新时代中国之治蓬勃发展和有效运转的根本动因和重要保证。治理动力是治理活动过程中各种治理力量的推动、驱动、拉动治理运行、运作、运转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力量表征。治理力量是治理动力的基础和本质,具体表征为治理动力源、动力能和动力量。治理动力是由基础性动力、根本性动力、提升性动力和保障性动力协调、协作生成的复合协同动力体系,在驱动治理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政社协动性、公共联动性、动态加和性特征。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现实挑战及创新路径

市域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在层级结构、制度政策、治理空间及科技人才方面有着显著优势。但是,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结构、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清、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不足、“城市大脑”功能的不完善等,使市域社会治理在探索与转型相适应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其应对、化解和处置,需要坚持系统性、整体性治理理念。具体来说,要坚持城乡一体化治理,促进市域社会治理整体性发展;构建高质量的权责体系,形成市域社会治理的合力;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筑牢市域社会发展的安全屏障;打造城市“最强大脑”,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矫正中的区块链耦合与运用分析

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性矫正刑罚,具有公正价值、人道价值和效益价值,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区矫正面临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态势延续、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调查评估的误差削弱矫正效果等内卷化困境,而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去中心化、高信任度、可追溯与不可篡改、开放与匿名、价值性等优势有助于社区矫正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冲破数据孤岛、提高调查评估的精准性,实现社区矫正质量提升。区块链在社区矫正中的融入面临着区块链硬件与软件的制约、社区矫正刚性与弹性的矛盾、能力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等挑战。对此,领导干部应转变对区块链的认知态度,强化区块链治理能力;完善社区矫正与区块链顶层设计,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构建区块链运用配套机制,保障区块链价值充分展现。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本土理论建构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如何建构一直是具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当前的看门人理论和刑事合规理论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本土实践发展出来的特种行业监管理论,对前述问题更具解释力。特大平台并不等同于特种行业,但二者在经营业务层面和治理模式层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可通过“特殊服务”这一衔接点,将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与特种行业监管理论相连接,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建构路径：特大平台从事“特殊服务”需获得特殊行政许可,而获得许可的前提是要满足相应的申请条件,犯罪治理责任便是从事“特殊服务”的条件之一。若特大平台未能满足犯罪治理责任的要求,可采用注销许可和其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治理：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治理是突发环境事件跨域性和全流程治理的需要,是对突发环境事件多类型和多领域发生的现实回应,也是推进环境治理与应急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治理仍存在制度衔接不够紧密、流程对接存在缝隙、社会参与能力有限和责权利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未来仍需加强专项污染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衔接,增强治理法制的协同性;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韧性治理和业务连续性管理,增强治理系统的适应性;积极完善社会参与和专业性人才建设,增强治理力量的社会性和科技性;优化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权责设置,增强治理机制的整体性。     

数字经济视阙下的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开创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质的数字经济的勃兴,催生了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的人类文明新样态。但如何开创数字生态的“共同性”和“公地”发展模式,需要国际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通力合作才能予以统筹解决。尤其是在数智化的镜像监控与平台剥削、资本驱力下的加速主义与循环回路、电子追踪下的消费者与从业者的矛盾等系统式变构的情势下,人类不自觉地从商品拜物教引至数字拜物教,从物质圈闭牵引至精神规训,貌似人类打破了传统的劳资矛盾,实现了镜像主义的现代性重构和电子解放,但实则人类已然封囿于资本的桎梏化“怪圈”中未能实现真正的生命政治解放。基于此,为妥善应对数智化时代的结构化风险,人类应在开创“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数字风险”,有效审视数字治理的同心圆结构维度,即强化数字生态劳动创建、提升虚实联动发展、加强多元主体接榫,从而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全球数字公共生态,实现全球数字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