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的三重维度——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高校安全治理及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治理模式的构建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数字化“双一流”高校的内在逻辑。数字治理可以理解为采用数字治理,即采取信息技术为治理提供更多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对数字进行治理,即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治理;还可以理解为对治理本身的重构。高校的数字治理应从工具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从问题驱动转向理念驱动,从建立技术规制转向构建法理秩序,从技术治理为中心转向以权利保障为重心。     

对高职学院学生体质状况与体育活动现状的分析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随机访问、数据统计方法,对学生在课堂及课外参加体育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体质的强弱与参加体育活动的多少成正比关系。学生对体育的爱好程度、体育场地设施的完善、体育知识的宣传、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影响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和谐语言生活的建构

构建和谐农村语言生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乡村振兴的新理念为农村语言生活提供了新语境和发展机遇,对农村的语言治理、语言生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提升、语言服务及农村主体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农村语言生活涉及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级和社区、群体、领域三个维度。构建和谐农村语言生活须充分了解农村语言生活实态,将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与乡村振兴目标相结合,制定合适的语言规划。为此,应当聚焦提升农民语言能力,促进语言沟通和谐;构建良性互动语言关系,保持语言生态和谐;重视农村语言治理,助力语言文化和谐;实施乡村推普方略,推动语言现代化和谐四个方面的任务和目标。     

西门子股份公司的治理模式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和慕尼黑,有155年的发展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气工程和电子公司之一。业务遍及世界190多个国家,设有600多家工厂、研究所和销售中心。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六大领域信息通讯、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医疗和照明。至2005年底,公司全球雇员达到461000人,当年实现销售收入754．45亿欧元,净利润达30．58亿欧元。公司取得的成功为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作为全球最大的公众公司之一,西门子每年有约80％的销售收入来自德国境外,2001年3月西门子股份公司成功登陆纽约股票交易所。因此西门子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既遵守德国公司治理准则,实行“双层董事会制”,又严格按照美国资本市场法则（包括Sarbanes_Oxley法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行事,是将欧美两种典型公司治理准则成功结合的典范。     

我国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困境

我们不能因为个别独立董事资质和诚信问题而否定独立董事制度本身的有效性。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已经走出“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的情结．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编者按]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财政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各国财政政策的执行方式主要是政府预算和政府税收。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对财政的支出与收入实行分配,即赤字财政政策或紧缩财政政策。在税制比较发达的国家,     

网恋诈骗问题的成因及治理对策探讨——以环境犯罪学为视角

网恋诈骗问题具有犯罪主体虚拟性、手段多样性以及后果严重性等特点,现有以犯罪人为中心的事后惩处遏制问题作用有限,亟需探讨更为有效的治理对策。环境犯罪学视角下犯罪的生成是犯罪人与犯罪情境综合作用所致,正是犯罪情境滋生了犯罪机会。构建网恋诈骗犯罪三角,剖析诱发问题发案的情境因素——潜在被害人、环境监管漏洞等在问题生成中的作用和对于犯罪机会的具体影响。在治理对策方面,将防控端口前移,强化情境预防措施,堵塞犯因性环境漏洞,提高被害防范意识,以此阻断犯罪情境的形成和犯罪机会的出现,进而遏制问题。     

高复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通过应用SC L-90症状自评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对来自江西与安徽的450名高复生进行测评,结果发现:高复生SCL-90各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全国中学生常模,且存在性别差异;高复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显著低于常模;一般自我效能感与SCL总分和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等七个因子存在极其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存在极其显著负相关,与其余因子呈弱相关;消极应对与SCL总分和其它九个因子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由此可知高复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消极应对方式是影响高复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