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条件下电商平台责任认定难题和治理出路

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在为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交易平台时,其凭借与二者间形成的平台服务关系,间接地对交易关系发挥着实质影响,成为隔离买卖双方的信息要素持有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立法虽然严格地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在因平台消费引发的民事案件中,极少出现判令由平台向消费者担责的判例。细究判理,虽然立法上有较为全面的责任设计,但与个案层面人民法院需要遵循的追责逻辑并不契合,立法规定的电商平台责任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境。从实践情况看,困境集中表现为:在认定平台存在主观明知时缺乏裁判标准,在确认违法经营行为出现后电商平台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时缺乏明确的程度衡量规范,导致消费者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根本上讲,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仍秉承电商平台是交易辅助人的传统思维。这与其在数字经济凭借技术优势对买卖双方享有的强势地位并不相符,故而应当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构建涉电商平台纠纷的数字经济责任模式;在价值理念上纠正商品服务关系中认定电商平台的误区,回到平台与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关系上,明确其应当负有的法律责任,促进平台与政府、用户、社会主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秩序的治理合作关系。     

中国城市趋同化及其治理

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城市趋同化现象,造成城市资源巨额浪费、城市间恶性竞争、公共利益受到侵蚀,加之政治经济转型期的特殊社会背景、管理体制缺陷及特有的“失误放大效应”,使其负面效应不断加剧,引发社会矛盾加剧,威胁城市和谐健康发展。在正确认识城市趋同的正面意义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立足于城市特色和比较优势,理顺城市管理中各方利益关系,以建立城市创新机制为核心,营造积极和谐的管理文化,建立科学的评估评价标准体系和城市管理体系,促使城市趋同的边际收益最大化,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     

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的出台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减负政策实施效果不容乐观。本研究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出现的诸多问题,旨在寻求破解之道。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已有政策中教师负担标准不明确,政策执行主体模糊;执行机构利益与政策目标存在冲突;目标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减负缺乏实效性;环境因素带来教师负担内容不断变化,现有政策不足以回应减负需求。基于此,破解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困境应注重5个方面：开发测量工具真实反映教师负担,规范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权限;将各级政府“减负职责”具体化,并将减负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构建政府部门间合作伙伴关系,共担减负职责;改进教师评价制度,加强专业评价,弱化行政评价;增强学校治理能力,厘清教师权利与义务。     

论全球治理中和谐世界的构建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构想,不仅是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与当今世界流行的“全球治理”观念不谋而合。在全球治理中可以实现和谐世界的构建,因为全球治理从全球观念和价值层面上反映了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在全球治理所倡导的共存、共治、共荣中能够实现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谐;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目标中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就是要努力推动“和谐世界”的构想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变成现实,使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耦合模式研究——以泰国湄康蓬村为例

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被寄予厚望,但也要警惕其不当发展在乡村内部制造新的不平衡。本文以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典范湄康蓬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村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与评价,发现村民感知积极,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大,发展模式认可度高。从实践效果看,湄康蓬村在旅游开发的同时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成功的耦合模式得益于以长老式文化中间人为核心,以外部支撑和内部增能为两翼的东西合璧式治理。该模式有效结合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有利于推动垂直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型。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启示是:(1)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2)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3)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快手 让每一个乡村都能“被看见”

这两年,什么最火?毫无疑问,是短视频。不管是等公交、坐地铁,还是逛街、用餐,几乎人人都在盯着手机"刷"短视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含短视频)规模达7.59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6.48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