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考评体系建设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与其他制度建设相比,考评体系建设有所忽略,这在现实实践与学术研究上都有表现.其实,考评体系建设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具体表现在:一是设标定位与规范运行,以影响和决定乡村治理的内涵与方向;二是民主监督与权力限制,将特权关进制度的铁笼子;三是夯实和强化村民自治,这是锻造和提升广大干群能力的实验场.充分认识乡村治理中考评体系的重要性,就会注重大局、强调细节、规范合力、引导创新.     

全球治理时代中共政党建设面对的挑战与回应

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各国间利益分化加剧,全球治理时代的来临已然势不可当。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各国政府和政党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以及价值实现已成为当代政党政治的重要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说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时代逻辑的辩证统一。当下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回应。     

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行动逻辑、优化契机、形成机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新契机.以人民为中心、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和深化改革,共同构成了新发展理念下公共管理行动逻辑的关键环节.新发展理念给公共管理带来系统优化的重要契机,也集中围绕主体、制度、技术和价值四个维度得以实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制,离不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民主法治为内核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网络信息为支撑的技术应用驱动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价值体系引领.     

再论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与对策

企业会计信息是微观经济的基础资料,是加强宏观管理的依据。会计信息失真原因有会计理论体系和会计制度方面的,有行为主体利益方面的;有会计人员素质和会计监督体系方面的;有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因等等。必须针对不同原因,全方位治理和预防。     

行政裁量滥用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指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权力,但并不包括对该事实要件的评价判断。在当前社会中,行政裁量滥用的类型,大致有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或不考虑相关因素、显失公正、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等情形。实践证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难以根本性地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加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已成为治理裁量权滥用、规范行政裁量的重要机制。     

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误区与法治出路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得以保留的合法性基础,文章分析了两种典型的认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误区,厘清了国有企业营利事业、慈善捐赠、主营业务、非主营业务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提出了普通公司立法与特殊企业政策立法的复合调整机制,并针对竞争型国有企业与公益型国有企业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政策思路。国企改革法治出路的关键应该在于,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反映其利益要求的渠道与平台,凝结社会共识,使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合理的期望诉求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安排来得到体现。     

2011年下半年中国传媒法治发展报告

2011年下半年,我国对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法制建设逐步推进、互联网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继续发展、著作权保护加强、媒体名誉侵权认定仍存在争议、个人信息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舆论监督出现新特点和新问题。     

国际体系与市场主权

本文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和探讨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市场主权之间的关系。作者以结构性视角分析主权市场的两个逻辑系统,即法理层面主权市场的学理范畴和国际体系下主权市场的现实困境。以国际体系下主权市场的存在意义为基本诉求,作者强调中国应当基于国家结构主义角度,构建国家主权、市场主权和社会主权"三驾马车"新文明形态成长方程式;洞悉世界博弈规则,护持国家市场主权权利;学习欧洲国家维护经济主权的经验,建构捍卫国家市场主权新模式。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