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     

自组织视角下的自媒体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规制构建

作为一个极为开放的复杂系统,自媒体内部演化具有明显的自组织特性,能为其生态治理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与此同时,自媒体自组织演化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竞争协同相对缺失时易造成“公地悲剧”,需运用他组织“有形之手”进行有效调控,以弥补自组织“无形之手”的缺陷与不足。自媒体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规制构建,须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为系统提供基础保障与良好制度环境,自律自净与他律他净并重构建软约束和硬约束协同治理规则体系;培育自组织演化条件,促进自媒体自组织耗散结构形成;构建多种主体博弈、多种治理手段融合内外共治机制。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这一时期私茶案件的大量涌现,反映的是清末新疆地区茶市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经济贸易纠纷频繁,中俄商人之间、当地民众与俄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清末新疆茶叶市场的乱象,根源于清廷及新疆地方政府应对的缺陷。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哲学阐释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文明机理,首先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经纬及其时代使命中发现它的特殊性内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范导。在此基础上,厘清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澄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指明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重限度。与此同时,通过反思传统“义利之辨”的核心程式切中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伦理方面形塑现代化的灵魂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生成了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它不仅开辟了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历史进步模式,更为世界其他文明通往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     

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二创”视频伦理风险及规制治理研究

近年来,视频网站中出现了大量以现有视频为基础,借助深度伪造技术进行“盗猎式”人脸或身体拼贴、再造景观的“二创”视频。然而,其在娱乐大众之余,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原作品的版权、网络传播权,侵犯了当事人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权益,甚至由此频频引发信息盗取、网络勒索和诈骗,加速了技术在政治、网络舆论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异化。因此,本文从法律条文与政府规制,内容题材类型、创作动机与篡改扭曲程度,网络传播效果与现实社会影响三个层面展开,本着“急用先行、伦理先行”的治理原则,在合理保护技术创新和个人权益的基础上,构建精细适用的深度伪造“二创”视频规制路径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