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变迁中的犯罪变化

自然犯、法定犯作为传统的犯罪分类方式,在现行刑法规范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并得到实际应用。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犯罪的理解,甚至对刑法的认识。在伦理道德变迁过程中,那些曾经被视为法定犯的犯罪,诸如环境犯罪,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甚至有些法定犯的犯罪已逐渐融入自然犯当中。这对我们重新理解法定犯与自然犯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研究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纳税人适用税法的预约裁定制度。这意味着随着税收征管改革不断深化,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真正落地将在我国迎来重大突破。需要在我国税法中确认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使其成为新的征管模式建设重要的制度支点。该制度对体现税收法定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延伸税法预测作用、拓展纳税服务空间、降低税收风险、提高纳税遵从度有重要意义。当然,在模式与具体制度选择与执行程序设计上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认真探讨,深入研究。     

清理“权力兼职”与转变政府职能

正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以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作为突破口,开启了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新方向。在改革的新阶段,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凸显。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政府改革意味着削自己的权、割自己的肉,但我们仍然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自然人与聘用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吗?

正关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自然人能否与聘用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是一个困扰劳动争议审判的普遍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有大量退休人员仍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如果这些人员一旦发生"工伤"事故,走上工伤维权的道路,必然要确定其与聘用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而现行法律、法规则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司法审判的困惑。     

新形势下办公室管理当创新等

周建红在《领导科等铹2014年第4期《领导干部如何防范职权遭亲情“绑架”》一文中指出，正确处理公与私的问题，是领导干部不得不面对的永恒课题。所谓亲情“绑架”，就是以亲情的名义，对亲人无度索求。职权遭亲情“绑架”，就是领导干部行使公职和权力被亲情所左右、受亲情所支配。甚至受亲情所裹挟而违规违纪、违法犯罪，最终被亲情所葬送。有效防止职权遭亲情“绑架”，应坚决贯彻习总书记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努力建筑三道“防火墙”。一是思想“防火墙”。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因此，应从思想防范人手，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纠治“四风”，实现思想上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被门票捆住的旅游经济

正对比中外"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等景区门票价格发现:我国景区门票价格普遍高于国外同类景点……而在2009年12月,我国就已正式启动旅游法的起草工作。近日,国家旅游局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旅游业发展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提出,将加强旅游行业价格管理。报告介绍,国家发改委将加强对《关于进一步规范游览参观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红色旅游景点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关于做好法定节假日期间游览     

论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善,人们追求平等公正也日益的强烈。公正作为刑法精神和价值目标的核心。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是相互统一的,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为了实现人民自由,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伤害,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有着共同的目标;同时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在价值观念,形式与实际中也存在着矛盾。通过本文更好的了解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的关系,探究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二者的统一性与矛盾性。     

浅议附义务赠与合同

附义务赠与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赠与合同,在受赠人获得较大利益,负担较小义务的同时,满足了赠与人或赠与人指定的第三人的特定权益,因而成为赠与合同的主流形式。但是在实务中,因对附义务赠与合同的性质定义不明确、对附义务赠与合同与其他赠与合同的辨别不清楚、受赠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约定义务或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引起的赠与合同纠纷也日渐增多。因此,如何定性附义务赠与合同,划清附义务赠与合同与其他赠与合同的界限,合理行使与适当限制赠与人的撤销权,对于维护赠与人和受赠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 监察法》 实施对刑事实体法的影响及完善

《监察法》定稿中将刑事责任追究条款单列成一条体现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范围扩大化特征。只有结合当然解释原理,从职权论角度而非身份角度将监察人员属性解释为司法工作人员,才能解决目前可能出现的刑事责任条款虚置的问题以及相关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而部分无法通过解释论渠道解决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还有待立法论的完善与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