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PPP模式在政府债务危机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危机频频爆发,国务院办公厅下文要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融资权,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 P P模式)被列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之中,该举措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对PPP模式适用于政府债务领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在缓解政府债务的PPP具体模式中加以选择,并从法律层面保障PPP模式的实施.     

论强制转移权及其法律限制

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条款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也没有构建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从内涵看,强制转移权是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强制转移行为是应急性行政强制行为。强制转移权的合法性依据不仅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还应包括《行政强制法》。为此,应重新解读《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2款,将无法律依据的应急强制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在此基础上,应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并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一方面,完善地方法律法规,明确强制转移权行使的前提和主体;另一方面,构建基于《行政强制法》的强制转移权执行机制,建立合理的执行程序和强制力"阶梯",从而实现对强制转移权的法律规制。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电子证据概念与审查认定规则的构建研究

电子证据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独立证据类型,具有在范畴以及审查认定标准与规则等方面加以特殊研究的必要性。电子证据就其范畴而言,应定义为“以电子形式存储或传输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或信息”,包含“数据、电子、证据”三个要素;就其独立性及其范围而言,区别于书证和物证,但是与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证据存在交叉,现有立法将交叉部分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规制框架之下,这意味着其取证、保存、出示、审查及认定都将适用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电子证据在物理形式与采集技术上的独特性,导致对传统证据相关规则的极大挑战,在真实性审查和认定规则特殊构建方面要求尤为突出。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规则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形式审查的门槛在不断降低;这种降低依赖于证据调查活动规范程度的不断提升,即实质审查层面真实性的提升。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确立和完善关于电子证据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个方面的规则。     

法律解释学的主观主义批评与哲学解释学的回应

认为哲学解释学把法律解释学引向主观主义陷阱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个批评是从制度之维和认识论之维展开的。制度之维的批评从中国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反推法律解释学决不能借鉴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学;认识论之维的批评主张哲学解释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不足以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前见,因而不能使法律认识有效地避开主观主义陷阱。然而,哲学解释学的经典文献《真理与方法》的相关内容证明了事情表现构成了前见合理与否的判准和法律认识的“证实”标准,从而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构成了有力的回应。据此,法律解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一门以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为基地的、隶属于法律认识论的法律解释学,而不是返回到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学。     

论法律推理的形式化

法律推理的形式化,作为法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内一直饱受质疑.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法律推理形式化研究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探索“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结合的途径,即基于语用推理的视角,从法律规范推理及适用推理两大方向进行面向法律实践的形式化研究.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成为现实,在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源于技术上的脱靶效应和应用中的伦理争议,尤其集中于临床应用领域和农业育种领域,并呈现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对欧美有关法律规制比较分析,发现立法模式、监管手段与法律体系等关系着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实践效果。着眼我国实践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传统的法学理论尚不足以调控基因编辑技术及其风险,为此应立足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特质及其产品治理需求,以产品导向的立法模式指导并制定生物技术专门法,重点完善科学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和伦理审查制度体系,健全现有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并强化程序性权利,从而系统性地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法律问题。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法律翻译对等研究

法律翻译是法律运行机制下的语言转换,面临法律与语言体系的双重制约。对等则是法律翻译的重中之重,这就意味着翻译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意义分歧。法律是一种符号,而构成该符号的法律语言发挥着特定的功能。这个特定功能是指通过探寻法律符号意义的过程,理解法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基于符号学语义三角提出的翻译语义三角可以为法律翻译中的精确对等提供理论基础。然而现实中法律翻译往往受到话语环境和话语使用群体的制约,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在同一法律体系内,可以通过翻译语义三角实现法律翻译精确对等;借助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出发的语义参考方案、法定意义与社会意义的区分、语言元功能等策略,可以理解法律翻译的复杂性。     

室内环境污染的法律定性及解决途径

室内环境污染作为一种新型污染正在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越来越多的人类疾病与室内环境污染不无关系,室内环境污染给人类的健康及生命安全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室内环境污染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因室内环境污染而产生的责任是环境污染责任。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室内环境属于法律上的环境。对于室内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可以通过环境污染责任即环境侵权来解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室内环境的法律性质,明确《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包括室内环境。将室内环境污染造成的责任认定为环境污染责任,以判例的形式明确室内环境污染的法律性质,从而实现对室内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