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     

战后日本教育行政法治化探析

二战后,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体制的否定与反思,日本开始探寻契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教育行政体制。在教育政策法律的引导下,日本不断推行教育行政改革,围绕"集权—分权、统合—分立"两个轴心,先后形成分权—分立型、集权—分立型、集权—统合型、分权—统合型教育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的教育行政法治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意义、特征与重心所在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通过社会改革促进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它不仅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更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国家协同进步为系统目标。社会管理创新着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以完善消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排解社会纠纷、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和能力,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社会管理创新有助于积累民主治理经验、民主进步动力和民主制度力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说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系统性、体系性等特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突出上述特征。而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应当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社会性、地方性和法治性。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纳入社会建设视野,还应当纳入整个改革体系,坚持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衔接,遵循社会改革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针,并且需要侧重于加强政府建设和促进社会重构。建设以回应型、服务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守法型为特征的善治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重构以公正型、道德型、团结型、自治型、权责型为特征的和谐型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论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     

法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

主体重塑是全球治理浮现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各具特点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主体重塑的表现之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的追问。全球治理宪法化这一理论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仍有其局限性。全球治理宪法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法治的角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及完善其合法性的努力。近年来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化进程的讨论展现了这一思考进程的重要性。     

重大突发疫情中高校法律援助实践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随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各个高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已渐渐成为社会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对于司法救济起到了一定的增补作用。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虽然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信任度缺乏、期望过高等问题,但是在重大突发疫情发生的背景下,对其有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管控后,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力量,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仍具有参与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对特殊背景下的法律援助的创新拓展实践,可以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以及重大疫情防控法治化的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