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惩戒的禁止不当联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摆脱"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指导方针的影响,为社会信用惩戒建立合理的边界,减少和防止信用联合惩戒的肆意、过度与滥用.在各项规范社会信用惩戒制度构建的原则之中,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更具针对性的作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应当超越现有的"个案论证路径"和"抽象框架路径",结合实践中各类社会信用规范关于"失信"的设定模式以及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提炼出层次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规范意涵,从而对未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统一立法、对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清理以及对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提供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指引.     

大力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探讨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提出来的重大战略。为了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中,这是关系到整个工作能否取得实效的基础和关键。通过围绕大力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相关探讨,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要培育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意识,不断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要充分发挥重点群体的示范带动作用,从而提高工作开展的质量,推动该项工作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法治文化论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     

马原小说语言试验背后的话语权力意识

马原小说以先锋姿态与陌生化叙事引人注目,而背后涌动的却是作家获取话语权力的欲望以及为实现欲望而进行的语言实验与狂欢。当这种实验与狂欢模糊了公共权力的视野,失却了对现实境遇的本真显现,成为作家主观欲望的肆意表演,则注定会走向失语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