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长女郁黎民,秉承家风走过风雨人生路

正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等。他与徐志摩、郭沫若是同学,并与郭沫若等人成立了创造社,与鲁迅创刊合编《奔流》,是"左联"发起人之一。1938年,他到新加坡参加抗日活动,被推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岛。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首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郁达夫位列其中。     

创新启动校企合作新范式——浙江公路技师学院推行“4＋2＋1”教学模式

保留班级建制,以班级为单位,40个学生同时进驻一家企业：跳出理实教学课程安排固有比例,企业实践活动横跨一个学期;建立企业教室,每周岗位实践4天、专业课程学习2天、休息1天。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陈剩勇教授简介

陈剩勇,男,浙江武义人,1956年3月出生。1985年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至1999年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1994年晋升研究员,曾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2000年初调往浙江大学任教,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委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政治学教授,浙江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检验与政策含义

本文构建了农产品出口需求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从汇率水平和汇率风险两个维度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讨论了汇率影响出口的净效应。以浙江农产品出口月度数据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表明,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实际出口带来负面效应,而升值过程中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汇率风险则反而有刺激农产品出口的正效应。人民币汇率变动最终的净效应为负,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这种负效应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其政策含义在于短期内通过政府农业支持政策降低农产品出口成本,长期则通过加强科研和质量管理将价格竞争力提升为质量竞争力。     

浙江树人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朱玉新著《树人为本》序和跋

编者按:浙江树人大学校长朱玉教授所撰新著--<树人为本>,2005年9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教育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元老级人物、"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导王承绪先生为此书写了序言,题目是编者所加.这部专著全书近20万字,记录了浙江树人大学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历程,既有系统的回顾,又有按照教育规律做出的总结,深刻剖析了树人大学的办学规律和发展内涵,是开展民办高校校本研究的理论结晶.王承绪先生在"序言"中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的出版对浙江树人大学未来的发展,乃至全国民办高校特别是新升入本科的民办高校的发展,都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一定的指导意义.为使读者了解该书的编写意图、基本内容及结构特色,现特将王承绪先生所写的序言及作者所写的后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浙江服务业发展的结构特征与战略意义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服务业增加值总量迅速扩张,不仅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且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提高,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从分析浙江省服务业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发展服务业对浙江经济的意义和作用。     

简析浙江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的明朝时期,著名航海家郑和开创并完成了中国第一次远洋贸易外交的战略行动,不仅将丰富的中国产品传播到海外沿海的国家,而且通过贸易往来活动,带回了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国家的珍奇物品,同时拓展了与上述广大地区的文明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浙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见证了其首次东渡、保存了大量活动遗迹;作为拥有丰富航运经验、造船工艺的浙江,有力地支持了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海活动。     

复兴农村经济新尝试——抗战前浙江农民借贷所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民占据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历代的兴衰无不说明农民的安居乐业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民国以来,浙江各地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导致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于是,根据省府要求各基层县在未设立农民银行之前,必须成立农民借贷所以救济农村。浙江农民借贷所的成立满足了部分农民的需求,并表现出自己的借贷特点,发挥出了其它功能作用。然而,由于农民借贷所存在诸多问题,受益的只是富农而多数贫农因为条件的限制难以真正受益,这就使得抗战之前浙江农民借贷所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只有以巨大的历史勇气和责任担当,彻底废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生产体系,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