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惊魂118天：我在被海盗劫持的日子里——索马里海域韩国“东源628号”被劫渔船上中国船员金洪吉的自述

2006年8月8日、9日，新华社、新华网、人民网、《法制晚报》等多家媒体都在显要位置刊发一条同样的消息（综合）：今年4月4日，在索马里周边海域航行作业的韩国“东源628号”渔船被索马里武装分子劫持，船上共计25名船员，其中有3名是中国籍船员。事发后，我国外交部迅即与韩国政府以及我国驻索马里、肯尼亚等国政府、相关机构进行外交斡旋。4月18日，中国驻肯尼亚大使专程会见了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理格迪，希望索方积极帮助解救。7月30日，经过各方积极努力，索马里武装分子在拿到一笔可观的赎金后终于同意放人。韩国时间7月30日晚10时30分，“东源628号”从被劫持的索马里海域出发；8月15日，渔船安全抵达肯尼亚蒙巴萨港口；7日，三名中国籍船员平安抵达上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们是：金洪吉，1964年出生，吉林人；李太敏，1972年出生，辽宁人；元正男，1983年出生，吉林人．     

WTO“知识产权协议”与专利权司法保护

专利侵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在司法实务中受到很大限制。然而这种限制起源于司法解释，并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依据。鉴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犯罪对象方面表现出特殊性，且为贯彻诉讼经济原则以减少当事人人力、财力的消耗和法院审判资源的浪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做出司法解释，扩大侵权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     

评海盗罪的确立对普遍管辖制度的作用

海盗与普遍管辖是相伴而生的,且因海盗而起的普遍管辖辐射着其它普遍管辖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本文首先论证了对海盗进行普遍管辖的合理性,并基于先例和与海盗相类似的本质特征,推出其它普遍管辖如对战犯的审判等的合理性。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海盗罪的确立是普遍管辖制度的逻辑起点,它已经并正在影响着普遍管辖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丢失枪支不报罪客观方面的法理分析

如何理解丢失枪支不报罪中"丢失"一词,刑法理论界有通说与狭义说之争.通说称"丢失枪支包括枪支被盗、被抢的情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丢失"一词的规范含义.也不是一般国民根据汉语语言习惯都可能预料到的结论,不仅偏离了国民的规范意识和刑法认同感.而且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原则.通说所主张的将丢失枪支扩大解释为包括枪支被盗、被抢的观点,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不一致,也有违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我国刑法的目的.狭义说则不仅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要受到刑罚处罚,而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却得不到惩处的尴尬局面,而且也与正义所要求的对相同情形或极为相似的情形予以平等对待的精神相悖.对枪支被盗、被抢不及时报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按不作为犯罪认定,应是合乎法理的.     

从“山西黑砖窑案”反思我国“强制职工劳动罪”

以“山西黑砖窑案”的司法实践为着眼点，对我国刑法中的“强制职工劳动罪”进行了实然分析和应然建构，认为我国刑法中的“强制职工劳动罪”存在犯罪主体、对象、行为方式规定狭窄、量刑单一化、罚金刑不合理等缺陷，并对这些缺陷进行了修正。     

关于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几点思考

认定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注意理解"不报或谎报"、"安全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等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本罪与其他安全事故犯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数罪并罚;本罪与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以本罪论处;本罪属于过失情节犯,而过失情节犯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的,将本罪规定为过失情节犯属于立法缺陷,因此有必要将本罪中的"情节严重"修改为"造成严重后果",即通过抛弃情节犯、规定过失犯的危害结果要件来完善本罪立法.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基本问题分析

当前，对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妨害作证罪设置合理性受到众多质疑，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在立法技术上，犯罪主体具有特定指向性，罪状具有模糊性和宽泛性，第306条与其他条文出现竞合；二是在立法价值上，本罪设置具有职业歧视性，并且违背立法理念。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三：废除本罪或者修订主体和罪状；建立和完善律师惩戒制度；转变观念，确实保障律师权利。     

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若干基本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在本质上是一种背信罪,应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准确界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范围,防止人为扩大或缩小打击范围;通过合理的解释方法,将谋利或加害的目的纳入构成要件,即金融机构必须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谋利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加害目的),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并准确认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标准,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区分开来。     

莫让贪官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获益

原本是为加大反贪惩腐力度，弥补立法不足而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形中却成了网开一面规避法律的缝隙。近几年的涉及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巨额的来源不明财产频频出现，金额不断攀升。该罪名客观上成了一些腐败分子的挡箭牌、护身符、保护伞、免死牌，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精神严重不符。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莫让腐败分子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获益，已经成为反腐倡廉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