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新世纪反腐倡廉笔谈（五篇）——关于采取特别方略惩治腐败的法治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的反腐力度逐年加大,反腐风暴高潮迭起,但腐败犯罪现象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从全国查办的反腐案件看,呈现出腐败对象层次趋高、腐败现象范围趋广、腐败性质趋重、涉案金额趋大的现象。客观形势表明,惩治腐败必须有新的思路和举措。本刊2000年第2期曾鳊发了王明高同志撰写的《关于采取特别方略惩治腐败的思考与建议》一文,引起了理论界和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反腐倡廉这一重大问题,现再组织以下笔谈,以期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实践有所裨益。     

车轮下的腐败谁买单

长期以来,“三公”消费中的铺张浪费和腐败现象,一直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公款吃喝,吃掉的是人民的血汗,公费旅游更是游走了理想和信念,而公车私用当属仅次于公款吃喝的浪费、腐败,必须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觉。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从国家防范到巩固现代性——通过腐败现象的谱系分析玻利维亚政治活动的转型（1982—1999）

迄今为止,大多数涉及玻利维亚腐败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聚焦于腐败对政治的有害影响,或者聚焦于前现代的政治行为和腐败行径间的假定性联系。第一种方法对应于“善治”的不同潮流,试图剖析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二种方法,与“现代化”的各种潮流结合在一起,以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诸类型为基础。通过诠释这一德国社会学家的著作,该方法声称,这是一种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没有任何界限的传统、祖传实践向建立现代国家的理性、法定实践的转变。     

私募股权投资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成立。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大多拥有的是自主核心技术,缺少的是支撑企业存活的资金。同时在社会中又存在这样一类企业,他们拥有大量闲置资金,希望投资于能带来可观收益的企业中去以获取高额利润。在此需求与供给的大环境下,私募股权投资应运而生。本文首先对私募股权投资进行概述,而后着重阐述其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贡献。旨在为人们理性看待私募股权投资提供理论支撑。     

探析消极修辞之消极

近年来,学界对陈望道“消极修辞”之“消极”一词颇有异议,文章通过对消极修辞概念的分析、部分学者对消极修辞的误解以及陈望道关于消极修辞的表述的考察,可以发现我们对陈望道“消极”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误,“消极修辞”之“消极”有其合理的含义.     

传统法律观念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传统法律观念对现代法治的实现具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 ,应采用科学的方法 ,消除传统法律观念的消极因素 ,运用有力措施对传统法律观念的积极因素加以正确引导、改造并予以有效的利用 ,使它服务于现代法治 ,推动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     

学术自由与体制之困

学术自由也是消极自由,它是否定性的,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有了外在的强制,学术就没有自由.只是这个学术自由针对特殊的知识群体,或者说知识分子,当然学术自由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没有外在的强制却是一个更宏观的框架分析图式,它包括制度是否强制、文化是否强制、社会是否强制的问题.     

论马克思“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

劳动范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贯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中心线索,在劳动基础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目的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进而建立劳动分配正义理论,达到劳动与资本的平等存在。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分为两个方面:即劳动的积极方面和劳动的消极方面,或者称之为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批判劳动的消极方面,才能拯救劳动主体变劳动的消极方面为劳动的积极方面,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