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夏的存续是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重要问题,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意义,如同中原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可谓文明之始、文化之源、历史之端。从时间轴来看,夏为“三代”之首;从空间轴来看,夏为天下之中。这些核心因素充分证明了加强中原历史文明源流考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破除当前夏文化研究迷雾及中西文明之辩的关键。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我们奋进新征程提供了真理之光。今后,需要在系统挖掘中原历史巨大宝库的基础上构建中原学历史文化谱系,进而探究既符合具体实际又体现共同规律的体系性认识,以中原话语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老子》“为学”和“为道”辨证与阐释

“为学”和“为道”是《老子》中的一对重要概念。“为学”指的是学习经验性的知识,包括人学、物学和事学的知识;“为道”则强调对“道”的领悟和达观。但实际上“为学”与“为道”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即在“为”的层面上两者一致,而在“学”与“道”的层面上则不同。具体而言,两者在内容、目的上有同有异,但在方法上则完全不同。     

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的应用分析——以爱斯基摩民族志学与考古学为例

民族志类比法包括直接历史学方法与一般比较方法。前者是爱斯基摩考古学依赖程度较高的实用性方法,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对发现器物功能的推测与分析,进而重建经济模式;对纹饰和图像意义的探索;对史前社会组织的研究与重建。爱斯基摩考古学实践表明,直接历史学方法在复原器物功能、重建史前海猎经济模式、探索纹饰与图像意义、研究社会组织与形态等方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证明民族考古学方法在考古人类学实践中的有效性。然而,在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资料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陷阱也是民族考古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以中国传统智慧会通和消化康德的第三批判——牟宗三美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以"无向判断"来代替传统"反思判断"的翻译,其深意是试图和中国传统道家"道无"的智慧挂上钩,以便强调审美的"无相原则"比起康德立于"道有"思维背景上的"超越原则"要高明些。牟宗三不同意康德把"合目的性"应用于审美判断,认为出了"滑转"和"混漫"的纰漏,并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知识机能,并不能充当自然和自由的"桥梁",应该依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直贯下来。此外,康德用来说明审美的"超越原则"是一种"外离"而不是"内合"方法。基于对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怀疑,牟宗三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妙"、"慧"来改造康德的鉴赏判断,指出"审美判断既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且是一种"无向判断"。因此,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应该就是"无相原则"。事实上,牟宗三是以"无相原则"去代替康德那个只在"分别说"层次上的"超越原则",并主张"分别说"里的美相还要到"合一说"里给"化掉",这样才能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境界。     

动作和经验是思维发生之源——简评张浩著《思维发生学》(增订版)

1994年夏,在太原举行的纪念中国思维科学10周年盛会上,张浩先生就带来了他的力作《思维发生学》初版。当即在哲学和思维学界得到良好的反映。近10多年来,张先生又经常向专家和读者们征询和听取意见,不断地反复修改。在纪念中国思维科学20周年之后不久,我们又读到增修后的《思维发生学》再版,令人欣慰。在这商海波涛汹涌、学风式微的今朝,像张先生这样甘于寂寞坐“冷板凳”,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坚持锲而不舍地把一项基础研究做得尽善尽美,实在难能可贵,可钦可佩!较之初版,再版不仅增加了100多页的文字和插图等丰富的内容,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新提升。对此,专家们已有精彩的评说。作为一个读者,此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仍是:着力论述了动作与经验乃是思维发生之源。     

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

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物,词学研究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他是20世纪词学史上科学地阐释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第一人;他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决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论、词论和西方诗学的某些成果,解读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和温庭筠《菩萨蛮》14首,不仅新意扑面,妙趣横生,而且发明了两种全新的读词方法。他的词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其贡献却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词学思想和治词方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