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力与协作：试论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公共工程的营建

视地方公共事务为职责的士绅或独力、或官绅合作、或绅民合作,为清朝陕西地方社会的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城墙堡寨等公共工程的兴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以哪种模式,他们不仅在资金筹措方面或独捐、或带头倡捐,而且在实际的营建中起发挥主导作用,极大促进了清代陕西地方社会交通、农业等的发展。     

东亚朝贡体系的内部冲击与变革——评《龙头蛇尾:明帝国与第一次大东亚战争》

正国际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其内部,行为体基于一定的权力格局确定彼此之间的基本关系,并有相应的规则来保障这种关系。通常情况下,规则包括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等;体系内部的关系则主要表现为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冲突、竞争、合作和依附等。在国际关系史上,出现过多种形式的国际体系,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和朝贡体系。这三类国际体系原本都是地区性的国际体系,后来有些向外扩展,有些则保持其地区性。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在欧洲确立了     

解读晋商的新视角——读李永福新著《另眼看晋商》

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永福先生在其新著《另眼看晋商》一书的《绪论》中说：“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清代男风的年龄问题分析

刑科题本中包含鸡奸情节的案件,系清代法律文本对于男风的表述。案件当事人的口供信息,可以作为量化研究的数据。分析可知清代好男风者追逐男风的"活跃年龄"大致在30—36岁之间,追逐对象则是17岁左右的青少年男性,双方年龄差约为15岁。三项数据大致反映了清代男风的年龄结构特点。部分好男风者更为偏好年幼男性。决定好男风者的性要求是否能够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被动者的年龄。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拓垦中番汉的合作与冲突

［摘要］就契约文书来看，清代台湾的番汉关系并非如有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汉人压迫番人的血泪史。番汉在贌耕、水利与治安等方面存在诸多合作，双方的冲突既小且少，主要表现为番租纠纷与侵垦霸耕。番汉合作与冲突的形式是由双方的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而非受清政府的操控。有的台湾学者刻意夸大番汉冲突之目的无非在于为台独诉求寻找法理依据。     

婚姻遭际与清代女性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代女性创作多以婚姻为界,未嫁时其文风清新活泼;成婚后则累于俗务,风格一变,或沉重艰辛、或凄清枯寂、或超脱放任。在这些女性的创作活动中,鲜明地体现出依赖性、临时性、边缘性、个人化的特征。其成因从文化角度来看,一是男女双方共同营造的强大的道德束缚,二是主流文化对女性创作的离异感大于认同。     

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对城市的侵害

中古德意志皇帝并不总是德意志城市利益的担保人，城市也不是皇帝忠实的拥护者；皇帝和诸侯一样，对城市的态度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曾对城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害。皇权和诸侯对城市的侵害：一是在武力上威胁和摧残城市；二是把城市排斥在帝国议会之外；三是打压和抑制城市同盟的发展；四是对城市的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掠夺。     

清代前中期淮盐商的粮食捐输

在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保障体系中,淮盐商人从汉口、江西返程时运销粮食,作用十分重要,也是摊低销盐成本的重要环节.然而,清政府遏制盐商运销粮食获利,在坚持固定低盐价政策不变的同时,屡屡以优先保障下游地区粮食安全和公益性等口实,发动盐商捐输粮食,使得商人无法从食盐销售中取偿过度的粮食捐输负担.清政府的举措既有“重农抑商”轻视商人正当利益的思维,也有片面追求压低粮价的目的.同时历来存在的与盐政相关的陋规索需严重,腐败官员往往借用发动商人捐粮的名义,对商人进行盘剥,加上清朝在处理盐政陋规方面效果有限,导致粮食捐输和陋规不断增多,最终使得利薄的淮盐商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