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hillips曲线的影响我国物价水平的因素分析

在当前中国物价高涨,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以1994～2009年宏观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影响物价波动的因素及其作用大小.基于菲利普斯曲线,以“实际GDP增长率对潜在GDP增长率的偏离”与“CH增长率”的关系为原始模型,逐步将物价上涨本身的滞后因素、政策因素、粮食价格因素等不断加入到原始模型,确立最终模型.然后通过各种计量经济学检验分析和修正模型,说明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建议.     

面板数据模型的类型识别检验的EViews实现

面板模型的正确设定对模型估计精度有重大影响.文章根据效应特征先对面板数据模型的类型进行合理划分,再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原则讨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类型识别检验过程.以及利用操作简便的面板工作文件介绍了检验过程的EViews实现.     

我国经济增长、财政农业投入与农业综合发展的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国民经济的增长、政府财政投入和农业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运用SVAR模型、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对财政投入的时滞效应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论针对每一问题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基于期货市场CRB价格指数角度的物价水平波动规律探析

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2008年1月至2012年3月间相关数据的分析,对中价国际期货CRB价格指数与我国居民消费CPI价格指数以及居民粮食消费价格指数LCPI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区间内CRB价格指数与CPI以及LCPI价格指数各变量之间均能通过ADF、协整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CRB指标对CPI以及LCPI指标具有较明显的预测和引导机能,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该机制在我国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因此今后我国相关当局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从统计学史解析“自由度”概念

自由度是统计学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长期没有被圆满解释的概念。对此,从统计学史角度,对皮尔逊、费歇尔有关自由度问题争论原始文献细致考察,彻底澄清了自由度概念的内涵及与其相关的统计思想,弥补了Fienberg、Stigler与陈希孺已有解释的缺陷。研究表明：皮尔逊关于卡方检验中无论总体分布已知还是其来自于样本推断统计量都具有同一分布的错误判断,导致卡方检验的准确性出现偏差,这种偏差虽被同时代少数几个统计学家察觉但他们却无法解释其根源。费歇尔提出自由度概念并结合n维几何、假设检验与最大似然方法的论证不仅修正了皮尔逊的错误,也完善了从样本统计量估计总体参数的数理逻辑。     

具有GARCH（1，1）-正态误差项的非对称单位根检验研究

摘　　要:理论研究表明许多经济变量呈现出非对称的门限自回归（TAR）或动态门限自回归（M-TAR）数据生成机制,因而非对称单位根检验就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本文对非对称单位根检验Enders-Granger方法在GARCH（1,1）-正态误差项下的检验水平与检验势作了系统的仿真研究。研究表明：GARCH（1,1）-正态误差项的TAR或M-TAR模型会对该方法的检验水平和检验势产生重要影响。     

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FDI的影响

本文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根据我国1979-200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实际汇率等数据,实证分析了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将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83%,人民币贬值的短期效应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贬值对我国FDI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水平与经济总量的因果关系检验

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这是我国制定公共教育投资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协整理论可以检验教育投资与我国经济总量指标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能说明教育投资是否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水平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时间序列和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发展关系.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其就业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继而从产值与就业两个角度定量分析了第一、二、三次产业各自对总就业水平的贡献,得出结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劳动力就业的决定因素,而第二产业不是就业的决定因素;从产值角度来看,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就业的贡献最大,从就业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对总体就业水平的贡献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对总体就业水平的贡献最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冲击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这一主流观点已得到广泛共识，但人们对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的探讨仅局限于总量的分析框架，并未对基础设施的类型加以区分，更没发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结构也是不同的。而以“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将基础设施投资细分为生产性、生活性、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并分别讨论其对经济的影响。通过邹检验发现：自1994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冲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其结论是生产性、生活性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明确的、同步的，但社会性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因此，加强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渐进地逐步推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