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和谐问题刍议

中国文学的和谐主要围绕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自身、文学与受众间的关系展开,并已经形成了古代和现代两大文学传统.虽然各有其生成和流变的轨迹,在文学与现实的和谐方面亦各有不同,但在追求文学自身的和谐和文学与接受者间的和谐方面,在心理抚慰、灵魂塑造方面却有着相同的性质.中国文学的和谐受多种因素制约而具有非线性不平衡规律,并表现出自为与自在的统一.当前中国文学和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文学与受众间的和谐.为此,必须把文学与受众间的关系放在文学和谐建构的首位.     

奉化方言中的频度副词“老老”

“老老”是宁波奉化方言中一个评注性频度副词,用于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意图,绝大多数情况下修饰动词,所在句子的时态一般为过去时或现在时。副词“老老”由形容词“老老”语法化而来,与句法、语义、心理变化相关。分析奉化方言、普通话、其他吴语地区方言中“老老”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差异,发现奉化方言“老老”频度副词用法是特有的,形式是不同的。     

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历史基础——以明清广西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演变为中心的探讨

在明清不断加强对内在边疆治理的背景下,广西很多瑶壮族群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系统,通过编户入籍,瑶壮族群由“生蛮”转变为熟瑶、熟壮,并在赋役制度方面逐步与民户趋于一致。又因文教普及政策的推行,瑶壮族群风俗、习性随之改变;加之瑶壮族群中通过就学、应试,走传统中国社会通过科举晋升道路而被授予精英地位的人不断涌现,因而这些编入户籍、赋役与民趋同,且接受文教熏陶的瑶壮族群逐渐被视为“与民无异”。最后,通过人口统计和汇总制度,那些被官方视为“向化”的瑶壮族群被统计和汇总为民户的人口数据,由此实现了官方对瑶壮族群由“熟户”向“民户”转变的制度确认。概言之,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的演变过程就是瑶壮族群逐步与民户一体化的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实践。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翻译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翻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把一种言语文本转换成意义一致的另一种言语文本。不同的语言系统和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读者期待视野和翻译规范,影响着翻译的标准和翻译过程中包括语义的选择在内的译者的选择。翻译选择的结果又慢慢地促进着语言的演变和文化的渗透与交融,使语言更精确、丰富,文化更充盈、饱满。     

从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看译学的发展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得以进行的依据,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罗马帝国的西塞罗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支谦到现代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中西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经历了从散论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模糊到精确,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通过对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表层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从单一到多元,从对立到共通的过程。     

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进一步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和依靠力量的认识;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总体布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