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苦与感伤:论西晋士人的出处矛盾与情的觉醒

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对于此后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但西晋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阶段.由于出处矛盾尚未从理论上得到解决,西晋士人困苦挣扎于动荡、混乱之世而无法自拔,私人感情成为他们渲悲遣忧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西晋士人对私人感情的吟咏流连对于情的觉醒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探讨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不应忽略西晋士人在出处矛盾背景下的情的觉醒.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 “哀情”与 “高情”抒写简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躁动的心灵扭曲的个性--从潘岳作品看潘岳

从潘岳作品中看潘岳是善良多情而又善于谄媚取宠的文人,是自身矛盾的人物也正是历史真实的人物.     

王辉忠：一百减一等于零

造成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最严重的还是缺乏规划的结构布局。带来巨大的环境安全隐患。实际上。这几年我们的规划环评是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艰难前行的。主要阻力来自于利益冲突，因为规划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往往与“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和“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相冲突     

历代诗话中潘岳与陆机之接受比较

潘岳与陆机二人同为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历代诗话中,各代论家对二人的评价各执一词,不尽相同。有人认为陆机宏博而潘岳浅近,亦有人认为潘诗清净而陆诗繁芜。不过他们的诗歌,都显示出中国诗歌由汉魏古诗重风力的古朴浑厚,转为六朝俳偶诗重雕琢技巧的重要走向。这一点,在潘陆二人的历代诗话接受史中显示出共识。这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就诗歌本身的发展而论,没有潘陆等太康诗人的重要转向与过渡,就没有后来盛唐诗歌的成熟与辉煌。     

潘岳《笙赋》的美学意蕴与作时

《笙赋》中所表现的“中和”之美、礼乐教化思想,既对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创新,充分强调了以笙乐为代表的中和之乐的能动性,体现出笙乐在传统礼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其音乐审美意识.以《笙赋》中所描写的情境感受及其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潘岳履历、生平遭际,斟酌文中词气,可以确定《笙赋》作于闲居洛阳时,大概与《闲居赋》同时或稍后,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或稍后.     

从潘岳的哀挽之作看其"文人无行"

"文人无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较具特色的一个命题,它反映的是文人对操守品德的重视.西晋文人潘岳因拜尘贾氏、依附豪门成为"文人无行"的代表,但后人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他与贾门的特殊关系却多有忽略.透视其哀挽作品中的应酬文字,可以洞察其内心情感和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从而发现其"无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浅论潘岳的哀诔文

潘岳生活在内忧外患的西晋时代,虽才名甚高却身世坎坷,下场悲惨。善于写哀是潘岳作品的总特色,其哀诔文借助多种文体来表达情感,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独特。潘岳写哀不仅感情真挚、悲怆凄凉,而且在艺术手法上婉转曲折。借助多种表达手法,把凄切缠绵的哀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汉魏两晋诔文述论

诔文的产生与古代的谥法有关。诔与谥,原本是给国卿与卿大夫的礼遇,后播及于士,诔文也就随之而发展。“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是诔文的基本体制。西汉诔文仅扬雄《元后诔》传世,东汉以张衡为诔文大家,三国则以曹植为其翘楚。曹植诔文不仅数量较多,且不再专注于“铭德”,而更偏好于“述哀”,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以潘岳为第一,其文多笔端含情,摇曳多姿。二陆、张华等也堪称名家。经过诸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潘岳、傅咸《萤火赋》之比较

潘岳、傅咸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并有同名赋作《萤火赋》,但二者的思想意旨和创作手法有明显不同,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个性密切相关。潘岳的追名逐利被世人诟病,其作品中流露出对萤火虫无欲无求的向往和无性命之忧的歆羡;傅咸继承忠直家风,性格劲直忠果,通过书写萤火虫对自我进行勉励劝诫。在创作手法上,潘岳倾向于缘情和细致描绘,傅咸侧重于说理和质朴的语言。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即对萤火虫处晦能明、在阴益荣的贤哲品格的高度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