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迅速崛起的“中国瓷都”

潮州陶瓷以其“清新、素雅、细腻、玲珑”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潮州日用瓷更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罄、明如镜”的美誉。现在，潮州已迅速崛起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瓷部”。     

明代潮州对外贸易研究

明代,潮州私人海外贸易兴盛,主要外贸对象有日本、暹罗、爪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外贸特点主要表现为“下海通番”、“做地通番”和“劫掠通番”三种形式。其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铁器等大宗货物,也有各种生活用品;进口货物多为贵金属和香料等高档消费品。在潮州的对外贸易中,“粮食贸易”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16世纪潮州士大夫的家族建构与家史重写——以翁万达的举丁翁氏家族为例

以明代嘉靖名臣翁万达的家族为例,对16世纪潮州士大夫仕进以后的家族建构,以及在建构过程中如何重写家史进行探讨。本文指出,在利用族谱资料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应该追问这些材料是否经过重写,重写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景下进行的,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不能不加判断地搬用。     

古城石牌坊

石牌坊，潮州俗称为“亭”。自明代以来，潮州建有牌坊143座，分布在城乡各地，其中以城区太平路的牌坊街最为壮观，共有45座，其余散落在城区街巷和城外的有98座。这些古牌坊有着不同的内涵意义：或表彰科考状元，或赞扬忠孝节义，或标示具府学宫，不一而足。石坊气势轩昂，工艺精致。在它们身上，粗犷与俏丽两种风格得到巧妙、完美的结合。牌坊建筑多为3开间3楼4柱全石结构，古朴大方，雄浑壮观。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至解放初期，这些牌坊大多已不复存在。     

潮州弦诗乐浅探

潮州弦诗乐是潮州音乐家族中的主要音乐品种,从弦诗乐的历史、名称、乐谱、板式和奏法、演奏姿势五个方面的渊源探索可以看出它有古代音乐特别是唐宋音乐的某些旧制遗风。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刘文龙故事述考——以潮州出土《刘希必金钗记》为中心

以 1 975年广东潮州出土的明代宣德戏文写本《刘希必金钗记》为述考中心 ,通过对各地有关刘文龙故事的成型、分化与传播的考证和比较 ,力求梳理出我国南戏传播的路线。     

强化现代城市道路规划,促进潮州经济发展

城市化是通向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一条必由之路。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道路规划、道路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这在潮州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影响着其整个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因此,针对潮州道路规划与交通的现实,消解"瓶颈",从而有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