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郭子章《潮中杂记》的文献价值

<潮中杂记>系郭子章于明万历年间在潮州太守任上所撰,其最大价值在于,该书是潮州文化史的创始之作.一是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晚明万历以前湖州文化的文献著述目录;二是对于韩愈在潮事迹,有关韩文公的文物遗址及潮人对他的纪念,详抽记述;三是留下了潮州的文教、物产、风俗等项的珍贵记载.此外.书中还载有明代潮州海防、经济等项有价值的史料.     

薛中离著作考

薛中离是岭南王学最主要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目前关于薛中离著作的刊印和保存情况,最细致深入的考订莫过于饶锷(其子饶宗颐补订)《潮州艺文志》。但由于此书成书已久,对部分中离著作未能收入,亦不可能涉及近年出版的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中收录的中离著作情况,而且,该书对薛氏个别著作的考订和判断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在《潮州艺文志》的基础上,对薛中离著作的刊印和保存情况做出详细说明,并对部分著作的情况加以辨析。     

潮州方志之发展与创新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演至唐宋元明,体例渐趋完备,自后历代承先而创新有之。潮州为中国一定之区域,故其《志》亦随风而有所发展,惟因世变时移及战乱所扰而佚而毁没,所传世至今者不多,致世多不知潮州方志究有多少?最古者如何?笔者乃试就残存文献予以初步探索,终得隋《潮州记》至民国《潮州志》共二十八种之发展史辙,并略试探其发展与创新之略焉。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城市历史街区“地方性”的居民感知调查研究——以广东潮州古城区为例

当前我国许多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忽略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割断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解决城市的"特色危机",重点就在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复兴,其关键就在于城市历史街区的地方性能否得到传承和延续,因此了解和分析作为城市地方性传承主体的地方居民对城市地方性的感知情况就十分必要。文章以广东潮州古城区为例,以抽样问卷调查为手段,调查和分析了潮州古城本地居民对潮州文化及其地方性的感知情况。     

与外商交谈时要注意语言和表情

广东省潮州大力实施“乡贤回归”工程,除建立海外潮人博物馆,为乡贤回归的人士办实事,进一步促进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还召开影响力巨大的侨博会,促进潮州的底蕴发展,增强潮州城市对外影响力。     

潮州花灯节俗源流及其文化意蕴

潮州花灯节俗源起汉代上元燃灯之俗,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体现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成为宗族凝聚力的强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