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律的文化分离与汉代律历体系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音乐发生论主要有心物相接、度数和声两种方式，两条主线在先秦时期便已呈现，并内在蕴含了秦汉时期乐与律在文化意义上相分离的倾向。学界对第一条线索研究成果颇多，但普遍忽略了对第二条线索的理解和把握。第一条线索以《礼记·乐记》为代表，塑造了儒家以德性为引导的传统乐论体系；第二条线索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更为侧重乐律的制度与规范意义，是古代律历传统建立的基础。度、数内在要求着标准的确立，因此此种意义上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音乐的范畴，而身兼“法准”的意义。在《汉书·律历志》中，黄钟律作为十二律之首，作为律、历循环的起点与社会制度的基础，最终确立了自身的根本地位。在文化的意义上，“律”也正式脱离了“乐”，而彻底成长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独立概念，黄钟律自汉代开始成为天道、正统和国家标准的共同符号象征。     

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国际法观念与中国法的近代转型

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的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法近代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是之故，阐述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国际法的理念和整个法文化走向，肯定是有些益助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１］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确立起了一种帝国体制。帝国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无…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正交各向异性光弹性模型设计方法

根据相似理论,论述正交各向异性光弹性模型设计方法;通过引入刚度系数,讨论模型材料不满足刚度相似关系情况下的应力换算关系,并提出获得刚度影响系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