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动结式的事件结构和句法生成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结式逐渐被语法化成表示致使—结果的特定语法形式,被语法化了的不是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一种语法结构或构式,即任何两个没有语义关联的动词只要并列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就会形成致使—结果的语义关系。动结式里的两个动词各自表示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表述为一个独立的句子,通过移位和融合等句法操作合并在一起,临时构成独立的动词单位,从而在句法上把分别表示不同事件的两个句子合并为一个,实现表达的简约性。因为题元指派首先在底层结构完成,而动结式是表层句法操作的结果,所以动结式的语义关系仍需回到合并前的两个句子里确认。这种追根溯源的底层结构解释,清晰地揭示了动结式表层所呈现的复杂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是一种对于动结式的句法派生和形成机制提出的全新看法。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天下·事件

古兰经事件上演新版“文明冲突论”；“房产新政”：上升到政治高度的经济价格；破解“官民比”1：198后的疑问；中美欧纺织品贸易对垒走向尖峰时刻。     

日本历史观何以与德国大相径庭

战后几十年来，每当日本国内出现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论，或是发生了历史教科书事件、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时，人们总要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为何与德国不同？众所周知，德、日两国同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战争的发动者和战败国，都被战争打得一败涂地，都被异国占领，又都“在一片瓦砾中重建了自己的国家，并创造了经济奇迹，被人们称作“两个战败国的崛起”。但是，德、日两国的历史观却大相径庭。德国人在战后全面和深刻地反省了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做出了很多努力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     

我国灾难事件和重大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研究思考

本文根据非典突发事件带来的问题，分析了我国灾难事件和重大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系统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介绍了目前已进行的非典时期社会心理预警调查结果及其在有关部门决策和舆论指导方面的初步成效。本文还对于今后开展本项研究提出的研究构想和实施建议，特别建议把社会心理预警研究系统纳入国家预防检测系统的范畴，并呼吁多学科学者参与和政府的组织支持，立足长远，使研究成果不断成熟。     

SARS对湖南经济的影响分析

第三产业是湖南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在此次“非典”疫情影响中，第三产业中的若干行业，如旅游、酒店、餐饮娱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以及商业零售受到影响，这其中既有挑战同样也存在着机遇。本文对湖南省第三产业中上述受到重大影响的行业进行了分析，并对湖南第三产业中受影响的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反思非典前期的媒体作为

实事求是地说，“非典”前期的媒体作为令人失望，媒体的“失语”是造成局面被动的原因之一。这固然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媒体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