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防止型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承担

行政主体负有防止危险的责任.如果行政主体履行这一责任时存在不作为,导致损害发生,行政主体应该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行政主体究竟应承担多大的国家赔偿责任、真正的危险制造者是否可以逃避民事赔偿责任、行政主体与危险制造者之间是否存在赔偿责任的分配等问题,需要从国家赔偿的功能和危险防止责任的性质角度进行透视,还需要从行政主体与危险制造者之间的关系上给予厘清.那种根据责任大小按比例承担赔偿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应允许受害人在行政主体与危险制造者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行政主体承担了全部责任,则应承认行政主体向危险制造者的追偿权.     

骨质疏松症危险评价工具在成都地区绝经后妇女中的效果评价

目的 评价骨质疏松症危险评价工具(SCORE、OSTA、ORAI、OSIRIS)在成都地区绝经后妇女的筛检效果.方法 采用诊断性研究,比较腰椎(L<,1>-L<,4>)DXA BMD值及上述各险评价工具危险评分,分别计算各量表的敏感度(Sens)、特异度(Spee)、准确度(Accu).结果 当r≤-2.5,SCORE的Sens、Spec、Accu分别为81.3%、65.5%、70.3%;OSTA的Sens、Spec、Accu分别为81.6%、75%、80.5%;ORAI的Sens、Spec、Accu分别为93.8%、36.8%、32.2%;OSIRIS的Sens、Spee、Accu分别为80.5%、71.9%、80.5%.结论 这些危险评价工具均有一定的筛检效果,在成都地区OSTA及OSIRIS均具有较好的筛检效果,能够较准确的识别大部分骨质疏松症病人,实际操作中,OSTA更简单.     

试论列宁关于避免执政危险的思想

政党执掌政权只有避免执政危险,才能长久地确保执政地位。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执政危险的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俄共（布）执政面临着急躁冒进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以及被俄国旧文化所征服的危险。列宁对如何避免这些执政危险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探索,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     

鼻咽癌患者营养不良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营养不良成为鼻咽癌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并对鼻咽癌患者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如降低患者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和增加患者住院时间。了解其危险因素将有助于筛查、评估和治疗鼻咽癌患者的营养状况。因此,本文对鼻咽癌患者营养不良危险因素进行整理分析,以期为鼻咽癌患者营养不良的预防和治疗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醉驾行为非犯罪化的治理风险及其防范

醉驾行为的非犯罪化固然有节约司法资源的成效,但也存在刑法震慑功能削弱、道路交通危险系数升高、司法认同感降低的治理风险,因此亟需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避免醉驾行为非犯罪化引起的负面效应。研究认为：首先,对于被非犯罪化的醉驾行为人,交管部门应构建驾驶记录报告制度,以实现对其驾驶行为的切实监管。另外,考虑到现实中仍会有部分醉驾者最终被定罪处罚,为了有效助力其回归社会,提倡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其次,基于立体刑法学启示,寻求刑法与行政法联动,构建行刑衔接制度,优化醉驾日常的行政执法模式。最后,基于犯罪学视野下醉驾行为预防立场,探索构建醉驾情境、心理学与医学上的预防制度,以达到醉驾行为事前治理和源头治理的目的。     

论我国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制度的兴起源自其带来的复杂的环境安全问题,通过风险管理和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解析可为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制度的构建提供指导。我国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存在着缺乏理念和原则上的顶层设计、制度间的统筹协调和明确的操作规则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完善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申报登记制度、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跟踪控制制度、建立化学品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以及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制度。     

过失危险犯中外立法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立法已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应认真研究和借鉴外国刑法成熟的立法经验.立法态度上应重视过失危险犯;立法模式上须注意总则与分则的协调;立法范围上需适当拓宽并增加罪种和罪名;分则条款设计上应当注意科学性.     

最危险的游戏最野蛮的文明——《最危险的猎物》的语用学解读

应用语用学的合作原则、话轮转换原则、礼貌原则解读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康内尔短篇杰作《最危险的猎物》中的两段对话,分析扎洛夫将军这一人物形象,深入探讨作品的主题。     

正当防卫认定中的特殊问题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每个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都有权捍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对于自招危险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攻击的正当防卫的适用,中外刑法理论上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论污染环境行为的刑法治理

治理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重视生态环境法益和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及公共利益的协调保护,加强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保护。按照这种思路,我国《刑法》应当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独立出来,设置"危害生态环境罪"专章,并适当增设一些污染环境犯罪的新罪名,严密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应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定刑,充分发挥罚金刑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制作用,增设资格刑,对污染环境犯罪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特定经营活动的资格予以暂时或者永久性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