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区苗族物化传播手段的文化生成及影响研究

贵州地区苗族的物化传播手段以其独特的文化气息,展示着苗族人民的传播观与信息观,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物化传播方式穿越了时空限制、书写了苗族浓重文明史、体现了苗族人民特有的文化生态和生存环境的传播手段和表征符码,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隐蕴在其丧葬婚嫁、歌舞、服饰等传统民族文化中,传递了苗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心理需要,以及他们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诉求。     

论马克思哲学“现实个人”理论及其当代审视

现实个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核心,依据社会形态理论其生成史可以阐发为三种形态：群体形态的个人,独立形态的个人,自由形态的个人,三种形态的历史演绎构成了现实个人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表现为以物为基础的独立形态的个人,人的物化状态不可避免。物化状态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是对群体形态个人的扬弃,对自由形态个人的基奠;其消极作用在于人以“物”而非“人”作为价值尺度,物质利益驱动使人对有限资源展开竞争而形成人际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引发社会种种不和谐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人际矛盾、实现入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其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民主、法治、道德的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异化”

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普遍性的揭露和对异化的表现形式、根源的分析,得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畸型的、病态的、不合理的社会的结论的,进而去探寻消除异化的路径。     

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理论探析

异化和物化是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分析社会关系异己性的两种逻辑。马克思分析了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成为了异化的社会关系,并深入到社会关系发展的三个时期中探究了社会关系物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关系物化的两种表现形式,并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用劳动二重性原理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物化现象的解蔽,揭示了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是社会关系物化发生的最终原因。     

交往与承认：物化理论批判及其新诠释

物化概念与物化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用以剖析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病理性症候的核心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与第三代传人霍耐特分别从交往理性与承认理论出发,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了哲学的反思批判和主体间性的重新诠释。哈贝马斯在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考察批判基础之上,发展了工具理性的物化批判,将物化诠释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据此提出了物化理论的交往转向。霍耐特则从规范性的维度将物化重新界定为对承认的遗忘,并区分了不同于卢卡奇物化的三种物化形式,进而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了造成物化的社会成因。在此基础上,霍耐特结合20世纪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特征,从后现代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视野出发,以“预先承认”概念重新批判性地诠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现了物化理论的承认转向。对物化的批判和新诠释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学症候,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物象化、物化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

考察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需要区分物象化一般与生产关系的物象化、物化一般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需要区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与竖立其上的拜物教观念。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是指生产关系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是指物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作为物就具有的属性。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非常复杂,远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和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能够透彻地说明的。拜物教观念指的是一种把物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的错认,它直接与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而不是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有关。在拜物教观念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混淆了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化、永恒化了。     

庄子"物化"三论及其相互关系

庄子"物化"论具有三重内涵。一是自然层面上的"物理之变";二是精神层面上的"心与物化";三是实践层面上的"指与物化"。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庄子超越生命困境、达致心灵自由的路径,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论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始终是与人的活动关联在一起的,而在人的活动中,劳动是最基本的生存实践活动,因而劳动辩证法构成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性部分。然而,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探讨中,这个部分始终处于边缘,甚至是被遮蔽的状态下。本文首次表明,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是通过对象化、外化、异化和物化这四个概念展现出来的。     

论传统器物的教化功能

传统社会里人们通过多种方式"藏礼于器",并借助这些器物来实现特定的教化目的。器物教化的主体表面上是"物",实际上是"人",因为器物是人造的,其中的"礼"也是人赋予的,器物只是教化的中介或工具。器物教化是道德教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化方式。器物教化为当前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既不同于传统的"人教人"的"物教人",也为伦理学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