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史学界忽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 ,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极个别学者虽然引起了注意 ,但错误地把它混同于当时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 ,我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1 931年 2月前 ,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 ,由于苏维埃政权当时还局限于中国的局部地区 ,故未提交“一苏大”讨论     

论空间权

空间权是一种新型权利,空间权法理是传统土地所有权理论的新发展。空间权与土地权利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准确恰当地定位两者的关系是空间权研究的核心问题。     

论物权法的“生态化”

“物”和“环境”是两个内涵不同、价值取向差异巨大的概念;在环境危机时代下,需要变革物权,对其进行“生态化”的改造。物权法生态化的设计包括物权客体范围的扩张,物权法律关系内容的生态化,物权种类的生态化等方面。     

《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分析

在我国,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其《宪法》依据可能只是《宪法》的一、二个条文,《宪法》的任一条文并不是针对任何的部门法都无条件地适用。《草案》的《宪法》依据主要是《宪法》第15条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此外还有第13条关于收入储蓄等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宪法》第12条主要是《刑法》上惩治侵犯(公共)财产罪的《宪法》依据。《草案》对不同性质所有权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但也有例外,这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规定。《宪法》第12条和15条之间不存在抵牾。《草案》和《刑法》各有其性质和方法,亦各有其《宪法》依据,二者可以同时合宪。《草案》细化和完善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草案》不违宪。     

关于公共利益的重新考量——土地征收问题中对美国法的几点借鉴

自我国物权法出台以来,围绕征收中有关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同时,因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而引起的现实中的纠纷也为数不少,但是,目前在法学界对公共利益还尚未有明确的解释和界定,通过对美国的一些案例和判决的分析和借鉴,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提出了几点看法.     

物权法定原则缓和之质疑

物权法定原则中的种类法定和内容法定不能一体对待，内容法定仅仅是法律对物权内容的轮廓式规定；主张以习惯法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缓和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并没有切实的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固然过于刚性，但其剐性可以由民法相关规定加以缓和。     

人体器官移植的物权法解读

物权法留给人们在其框架中探讨人体器官移植问题的余地.供体权利人同意器官移植之后,器官脱离供体之前,拟摘取之器官存有双重法律属性:其一为人格权之保护对象;其二为器官移植合同的标的物.后一属性强于前一属性.器官脱离供体之后到植入受体之前,仅具物的属性.器官植入受体之后,该器官只属于受体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不再具有物的属性.作为物而存在的人体器官属于动产、限制流通物、特定物.物权法的总则、所有权、占有三部分的相关条文可以适用于人体器官移植行为.     

表决权差异安排的类型化思考

《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出台,在国内立法中正式确立非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类别股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全国商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较区分不同商业组织形式,缩短规则供求差距,探寻公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为类别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指引。围绕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为表决权差异安排提供的不同治理安排,反思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强度。坚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化思考,趋利避害,抵御控股股东滥权风险。尊重公司章程自治,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差异化表决机制“扫清障碍”。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循环控股与表决权差异安排叠加,加大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歧,企业集团的治理风险加剧。在差异化表决机制下,必须限制特殊表决权股的设置时间和存续时间,提供中小投资者行权的司法保障,完善中小投资者退出的股份回购请求权,使其“进入”有保障,“退出”有方法。     

我国让与担保纠纷司法裁判规则之思考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一直饱受争议。通过对让与担保案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法官在处理让与担保纠纷时对于其效力的认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其背后均有着不同法律逻辑进路。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物权法体系仍然将让与担保排除在典型的担保物权之外,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经典的担保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坚持物权法应当明确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典型担保规定下来,还是认为让与担保可以受习惯法调整,落实到司法裁判中,均应正视这一担保方式在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当务之急是从规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与清算方式的角度出发,为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确立统一的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