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现阶段我国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阶段的犯罪有增无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不外乎社会的主要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引起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发生偏差;在社会物质文明建设中,对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不够;在管理过程中,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控制能力在某些领域很弱等等。     

论过失危险犯

我国学界长期以来都对过失危险犯持否定态度 ,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刑法中增加规定由危险状态构成的过失犯罪。本文从过失危险犯的现状、立法根据、范围三方面作一探讨     

人权视野中的犯罪控制和打击

面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客观现象,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存在天生的犯罪人,犯罪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犯罪率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又要明确地肯定,犯罪率是可以有效控制的.在强调严厉打击犯罪仍然是最有威慑力的手段的同时,必须改变传统的犯罪对策观念和犯罪对策体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待打击犯罪的积极意义.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对犯罪的打击应当合乎法理、伦理和情理;应当正确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     

论非法拘禁罪的行为对象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侵犯公民权益的案件而言,似乎只有直接对公民生命和健康造成侵害的犯罪才受到关注,而作为直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罪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正是如此,对非法拘禁罪的研究才更有现实意义。     

优秀企业家为何堕落为腐败分子——南京市4起国企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剖析

南京市是国有企业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市，国有企业在全市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仍处于多发、高发阶段，大案要案时有发生，且违法犯罪数额和造成的损失较大，已成为影响全市经济发展和改革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2000年来，在省纪委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纪委牵头，会同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审计局等执法执纪机关共同查办了一批国企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这里，本刊独家披露南京市纪委有关人士对4起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的通报和剖析。     

论当前的物欲型犯罪

当前的物欲型犯罪有其经济根源和直接原因 ,其动机、行为方式及侵害对象具有一些带规律性的特点 ;犯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决定了其犯罪动机和行为方式。尤其少部分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对个人财富、权力的不当追求 ,导致权钱交易、化公为私 ,造成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这种犯罪不断发生的重要原因是 ,国有财产所有者虚位 ;应从源头上遏制此类犯罪的蔓延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日趋严峻,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其成因归根到底是主体内外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预防减少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弘扬先进的文化,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其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帮助性质，主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这种界定不仅有利于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也有利于打消认为律师介入侦查将带来太多负效应的顾虑。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通常适用三个特殊证据规则 :一是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有坦白保护规则和习惯排除规则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坦白免予起诉规则、坦白不得采证规则两项内容 ,后者包括合理排除规则、公务行为除外规则和完全排除规则三项内容。二是证据推定规则 ,其适用的前提是必须已证明一方行贿或受贿 ,并允许被告人反证 ,同时对案件性质、范围以及贿赂数额又有一定的限制。三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包括证明的主体、对象、要求和效力 4个方面     

持有型犯罪立法理念偏差及价值冲突检讨

对于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议一直存在,但是,目前刑法学界局限于研究如何界定“持有”的行为属性,以及持有型犯罪的定义、范围等形式层面,而不重视从立法意图、规范角度等实质层面评价持有型犯罪。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检讨了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基准是否妥当、罪刑配置是否均衡、规范设计是否存在缺陷、立法价值取向等问题,指出持有型犯罪目前存在的理念偏差及价值冲突问题,并认为持有型犯罪立法不应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