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归责模式之批判——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倡

以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最小从属性为理论依据的共犯归责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连带性共同归责思路。由于网络犯罪参与已经从单中心型转化为多中心型,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共犯在事实上无法从属于正犯,连带性共同归责已不现实。因此,应当提倡单独归责模式,承认网络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与受助者无关,将研究重心放在提供网络帮助行为本身的非法性、提供帮助者的有责性以及各正犯化罪名本身所保护的法益上。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出具有刑事政策依据与实质依据,适用该模式不会造成本应以共犯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处罚,也不会间接扩展共犯的处罚限域,“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竞合条款也不会被架空。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本土理论建构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如何建构一直是具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当前的看门人理论和刑事合规理论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本土实践发展出来的特种行业监管理论,对前述问题更具解释力。特大平台并不等同于特种行业,但二者在经营业务层面和治理模式层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可通过“特殊服务”这一衔接点,将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与特种行业监管理论相连接,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建构路径：特大平台从事“特殊服务”需获得特殊行政许可,而获得许可的前提是要满足相应的申请条件,犯罪治理责任便是从事“特殊服务”的条件之一。若特大平台未能满足犯罪治理责任的要求,可采用注销许可和其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客体辩证法简论

从单纯客体性思维出发形成确立的本体论辩证法,其致思趋向是将思维的矛头直接指向客体本身,目的是探求自在世界或者说客体自身存在及发展运动的矛盾规律,其内在蕴含着的批判性及革命性是通过肯定事物自身具有矛盾、肯定事物因矛盾而永恒发展实现出来的.它主要回答的是"世界怎么样"的问题,因而这一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可以看作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本体、本原是怎么样存在,又是如何发展的知识或认识.     

试论危机意识与主体性困境

危机意识是人类因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危机感。危机意识是一种主体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危机意识起因的表象是生态和环境的危机,而深层次的根源则是因人类在主体性扩展中对于理性主义和物质财富追求所带来的人性失落和科学至上的忧虑。要消除危机意识,人类要正确处理主体性困境的问题。只有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解决好,人类才能更好地得到发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评判标准刍议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评判,在内容层面主要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实现了“转化”;就推进主体和受众客体而言,主要看其是否掌握并践行理论;进而通过“大众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偷渡犯罪问题新透视

偷渡犯罪是中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涉及非法出入境的多种犯罪行为进行总结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偷渡犯罪是一种包括双向、对合性质的行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一方是偷渡客所实施的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规定、非法出入境的行为,另一方是组织、运送、帮助偷渡客所实施的偷渡行为。其表征体现为有组织性、跨国性和手段的多变。鉴于此,反偷渡犯罪的举措重在:臻密主权国家的立法规定、严惩偷渡犯罪的组织者和加强国家及地区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在国际社会形成预防和打击偷渡犯罪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