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反腐败困境的路径思考

中国共产党一贯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改革开放35年来,反腐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态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陷入了"割韭菜"式的困境。剖析陷入困境的原因有,"江山思维"和特权思想、理性经济人与权力本性、顶层设计的缺失、难以推进的治本之策、选择性执法等5个方面。在当下中国,推进反腐大业最根本路径要依靠改革,主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思考走出反腐败困境,现阶段应采取公开政府信息,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剥离官商联盟,治理裸官现象,加大惩治力度,、放松社会管制,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法治反腐,提高官员待遇等10项措施。     

论风险社会中过失理论之选择

风险社会中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理论主要包括旧过失论、新过失论、新新过失论。新过失论更契合于风险社会预防犯罪的需要。在责任事故犯罪中,不应放纵监督者的刑事责任,应大力提倡监督过失理论。     

浦口区交通运输局：推进交通法制工作

3月24日下午,浦日交通运输局召开交通法制工作推进会。结合交通行业管理内容的变化、公共舆论及媒体监督方面叠认真分析了当前交通法制工作面临的形势．对2011年浦口交通法制工作提出五项措施：一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强化服务意识,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效能;二是规范执法行为,增强交通执法服务发展能力。正确履行职责,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完善执法文书,     

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在我国契约型开放式基金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聘选机制安排无效,激励约束机制异化,托管人与管理者的共谋,导致代理人“激励相容”与开放式基金治理的暂时制衡。为保证开放式基金健康发展,可采用改变委托人缺位现状、强化监督机制、培育基金管理人竞争市场、重构委托代理关系等解决方案。     

回忆争取叛匪来绕投诚回归

1959年3月,西藏发生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反华势力策动西藏反动上层以＂西藏独立＂为目标的大规模全面叛乱,达赖集团叛国外逃。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边防巩固,我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进行平息叛乱的作战。在平叛中漏歼的部分叛匪武装,于1960年由达赖集团重新组织,集结了3200多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指挥、资助和供应武器下,潜入尼泊尔北部以木斯塘为中心的东西地区,窜扰我西藏日喀则西部以扎东为中心的仲巴、萨噶、吉隆三县。尼泊尔在政治上不敢得罪美国,在军事上也难以应对这一大股叛匪,因而只得采取任其盘踞的态度。     

论恢复原状独立性之否定

恢复原状独立性是指相对损害赔偿来说恢复原状能否为独立责任。否定恢复原状的独立性,即否定将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视为割裂存在的观点。通过分析恢复原状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借鉴德国与日本民法对恢复原状的制度配置,讨论得出否定恢复原状独立性的结论。否定恢复原状独立性,是正确认识恢复原状民事责任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     

监督者抑或当事人？——检察公益诉讼原告双重角色的法理检视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诉讼监督者又是诉讼当事人,此双重角色具有法理冲突。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发挥着法律监督功能。检察机关通过检察权的执法监督权能、司法监督权能、守法监督权能实现其各项职能,且每类监督权能由检察机关若干职权构成。检察权的三类法律监督权能无须在检察机关的每项活动中同时实施,构成权能的具体职权也应随着法律实施的需要而动态调整。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为解决双重角色的法理冲突,检察机关应主要实施执法监督权能和守法监督权能,谦抑地实施司法监督权能。故可取消司法监督权能中的抗诉职权,并转隶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的立案侦查职权至监察委员会。     

权力配置与权力监督——兼评《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

在政治权力体系中,权力配置关注结构,权力监督关注功能;结构制约功能,功能过程牵动结构体系。《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一书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特色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的内在机理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不照搬西方政制,不因循传统体制,而是借鉴其中有益的文明成果,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探讨优化权力结构、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路径。     

论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权

法律监督是检察权优化配置问题的逻辑起点。检察权通过检察机关所拥有并行使的一系列检察权能得以体现和实现。公诉权、诉讼监督权和检察侦查权属于检察权能结构中的第一层次,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检察侦查权又包含了诸如不起诉权、抗诉权、直接侦查权等属于第二层次的权能,而为了行使上述权能必须拥有的法律手段则属于第三层次的权能结构。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实质上就是优化检察机关各个层次的权能结构。优化检察权的权能结构,不仅指充实完善检察权的权能体系,也意味着放弃一些与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并无多大关系的权能与职责。我国检察权的权能结构存在不足,需要通过立法授权,完善检察机关的权能结构,同时也应当放弃一些并不属于检察权内容的职权和职责。事实上,我国法律通过对检察制约和法律监督的规定,已经在刑事诉讼领域建立了以制约和监督为机制,以对警察权和审判权双重控制为特点的控权型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特点是由检察制约和法律监督所指向,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实施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中国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以此为前提。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检察权配置的法理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新闻自由”的表述与践行——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非传统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比较

本文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自由的代表性观点,评介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对它们进行比较与分析。其中相同之处是:高度重视新闻自由在公共生活和党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政府、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视作新闻自由最重要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国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另外,在实施对执政党及官员的监督中的彻底性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