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的农业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农业对古代王朝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历次朝代变更和重大变法,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汉、唐、明、清等朝代的历次重要改革,都是以农业治理为主要内容,这些变革之后,农业生产关系得到了调整,形成了一定时期的农业繁荣景象。这些变革对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的农业改革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

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和宋神宗统治期间,王安石与张宗益分别撰写了孔道辅的墓志铭和后碑。因二人撰写时间和所属政治派别不同,导致对同一人物生平的书写差异颇多。作为熙丰变法反对者的张宗益,在撰写孔道辅后碑时,详王安石之所略,略王安石之所详,且对王安石所撰孔道辅墓志铭大加否定,把相关文字当作发泄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手段,显示了墓志碑铭作为具有较强时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内容,受政治环境、政治立场的影响较大。通过孔道辅的个案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墓志碑铭的撰写方式和特色,对客观认识作为文献资料的墓志碑铭也大有裨益。     

熙宁五年仪州省废考论

仪州原为义州,始建于后唐同光元年,完整行政区划形成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因避讳宋太宗御名改名为仪州,北宋前期仪州均作为州一级政区存在,仪州的设置使得大小陇山区域首次有州一级政区建制存在。仪州全境处于大陇山与小陇山之中,在北宋前期处于重要的秦州经仪州至渭州交通的枢纽地位,尤其在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有效沟通连接了秦凤路与泾原路的战线。随着神宗朝熙河开边伊始,北宋的对夏国防政策转为攻势,新的交通线路随之开拓,新的交通格局逐步形成,秦州至渭州不再需要经仪州的山道交通线,仪州的地位随之衰落,至宋神宗熙宁五年十月,仪州省入渭州。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裁撤合并州县时期,累计有二十七个州、一百四十四个县被裁撤合并,仪州的被裁撤除去自身地缘不利因素外,亦有王安石变法的"省废州县、省废节流"的方针及大背景,因此仪州的省废原因既有存在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特点。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王安石道本体之嬗变

王安石学术活动的前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阐述他的天命、性等哲学范畴,只是认为佛道思想与儒家的天命寂然不动的思想有相近之处。总体而言,在前期,王安石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排斥,而不是调和。但是后期王安石从天道的无声无臭来吸收佛道思想。因而,在道本体上,儒家的立场逐渐淡化,以至于认为佛道思想在道之体上与儒家一样,于是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由排斥转变为调和。当然,王安石在外王上对佛道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学界动辄以一种笼统的调和论来概观王安石的思想,是没有对其思想前后嬗变与分期作细致辨析的结果。从哲学史上看,对王安石道本体嬗变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安石学术与二程学术关系演变的根源。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

关于王安石的咏史诗,已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但王安石的读史之诗,尚少有研究.其读史之诗,是通过阅读史书抒发自己对于重要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见解,既彰显了诗的意境,也反映了史的思想,是诗与史思想意境交融的结晶.这有力地证明了史学对政治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也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