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

欧阳修碑志文多用"史汉之法",王安石碑志文却与叙事手法复杂、笔端饱含情感的"史汉之法"保持了一定距离。王安石的心力所注,往往不在叙事的精彩,而在于议论的精警。欧阳修碑志和"史汉风神"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法,凸显要描写的这位墓主;而王安石的方式则是通过议论,将主人公的形象提炼、深化,他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这一个人的显扬,而在于发掘他背后这一类人物的共性,继而弘扬这类人物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这正是王安石碑志不同于"史汉之法"和"史汉风神"的特殊性所在。     

杨万里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

杨万里批评了王安石变法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失误．他反对尽复古法，主张变法不可过急过刚，认为进君子退小人和兴天下之大利是变法中尤应注意的问题.     

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正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     

从历史经验看党的群众路线——以对“商鞅变法”的考察为中心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权，在开始时生机勃勃，到后来却内忧外患不断，以至于最终覆灭。一个政权的垮台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从"重农抑商"政策探中国古代宏观经济学思想

本文以易经来解读宏观经济学思想为开篇,通过探索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后,"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历程,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变迁,重点阐述了统治阶级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思想,表明了宏观经济学萌芽并不局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学萌芽于十七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30年代,而是在人类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     

论杜诗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对杜诗有很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安石诗歌关心国事民生,并化用了许多杜诗。他的集句诗直接使用了很多杜诗。王安石使用了很多杜诗典故,注意诗句锤炼,也学习了杜诗句法。但是,王安石诗好发议论,以秽恶入诗,多应酬之作,又用典太多,有以文为诗之病,表现出与杜诗的很大差异性。他成就最高的晚年绝句也与杜诗无涉。总体上,王安石诗与杜诗有较大差异,艺术上也相差很远。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翁同(龠禾)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龠禾)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龠禾)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龠禾)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荆公自比孟子考

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以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为据,认为王安石将欧阳修比作韩愈,而自期为孟子,由此认为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本文从这两句诗入手,结合当时情况对此进行分析,对客观认识二人关系应该有所帮助。     

田汉与黄大琳的一段短暂姻缘

黄大琳，湖南长沙东乡人，其祖父黄彝凯曾积极参与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黄彝凯在江宁任上中毒而亡，幸好其夫人曹氏饱读经书，于当地作蒙童馆长，又靠着祖上遗产，勉强维持一家8口人的生计。1907年，曹氏携长孙女黄大琳投奔时任吉林提学使的弟弟曹广桢。在吉林幼稚园，黄大琳遇上后来成为田汉爱妻的易漱瑜。因皆是长沙东乡人，又异乡相聚，两人白铁格外亲密友爱。